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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夏天

回忆过去其实就是在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记忆中进行选择。当我坐在电脑前,有那么一些记忆的碎片,砰砰地砸进我的屏幕里,拼出了我20岁那年的夏天。
北京的夏天来得早,走得晚。一般来说,一进五月份天气就很热了,到十月才转凉。所以,1994年夏天的那些事,就从四五月份开始说起吧。那时天开始热起来了,要集体去密云植树了,真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其实名曰植树,实为挖坑,我们只需要在半山腰挖出一条条的鱼鳞坑,种树就不知道是其他什么人来完成了。大学生参加体力劳动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知识分子劳动化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植树劳动也算是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密云那一片广阔天地,肯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出发那天上午,我们每个人背上自己的行李卷,在灰楼前面集合。一辆辆大客车把几个系百十多号人拉到了密云水库边的人大植树基地。那是一个有三层小楼的院子,带一个食堂。我们班22名男女同学分住在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大概有四五张高低床。因为一批一批的人大学生曾来这里劳动过,房间里到处都是师兄师姐们留下的痕迹,特别是墙上各种笔迹写下的一段段极为自由奔放的诗句和口号,让人心痒痒。
每天一早起来吃了早饭,再带上两个鸡蛋和一瓶水,领上铁锹或铁镐,就出发了。从基地到挖坑的山头大概三华里的样子,穿过清晨密云的乡间,可以尽情呼吸那清爽温柔的空气,抬头就是一片湛蓝湛蓝的天。你能想到20年后这种蓝天在北京会如此难得吗?两边种满杨树的乡村公路上时不时有人骑自行车经过,偶尔还能碰上赶着老汉的羊群。途中经过的村子里,有在街上晾晒东西的乡村妇女和四处闲逛的黄狗母鸡。
山里不那么热,有点凉风,上午的太阳也不太毒,不戴草帽也没关系,更不需要什么防晒霜。山上的视野虽然不广阔,但掩映的山峦看着非常舒服。山坡上也不全是光秃秃的,杂生的灌木野草和早先种植的小树像给山头铺了层粗布被单子。在山坡上挖坑是有要求的,挖的长度宽度深度必须达到一定的尺寸,这样种上树后成活率才高,不容易被雨水或山洪冲塌冲走。这么精确的要求,对我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来说,确实有点高。为照顾女同学,我们一般都是一男一女两人搭配。虽说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但这样一个互助组,一个上午最多也就挖一个坑,有的组一个坑都挖不完。劳动到上午12点结束,回去吃午饭。下午继续,直到收工,收工以后可以走到水库边玩耍,但老师警告不可以下水。
晚饭后就是自由活动了,各班同学组织唱唱歌跳跳舞打打牌。山区的夜晚除了黑就是静。那里没有332路公共汽车售票员的喊声,没有学一楼里声嘶力竭的歌声,也没有海淀路上或明或暗的灯光。除了天上数不清的星星和地上数不清的萤火虫,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若干年后过惯了喧嚣城市生活的我,又渴望能在一个听不见汽车火车噪音的夜晚,抬头数一数天上的星星。人呀,这辈子究竟想追求什么东西?
挖坑一周下来,虽然没有晒爆一层皮,但两手都起了血泡,也算锻炼了一颗红心。平心而论, 那一周的生活是非常惬意的,伙食也非常好,中午晚上都有鱼有肉,还不要饭票,真是“日挖鱼鳞三两坑,不辞长作密云人”啊。结束时,各系要汇总数目。我们班大概也就挖了五六十个坑,真正达标的估计最多只有一半。
1994暑假到来之前,最重要的不是四级考试或期末考试,而是美国世界杯。那年的足球热,自 5月15日国家队在工体4:2战胜桑普多利亚后,就不断持续升温。中国球迷也从对施拉普纳的无限失望中慢慢忘记伤痛,重新在戚务生身上寄托自己又一轮的新希望。新实行的五天半工作制也让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看球。
在人大的男生宿舍楼看球绝对是一种有钱也难买的经历,好比买“挂票”听戏,戏里戏外都是享受。近百号子人满满地挤在学一楼二层的电视房,不留缝隙地围住一台摆在临窗角落的 20寸彩电。电视跟前的人坐椅子,中间的人站着,再往后只好站在椅子上,脑袋都能顶住房顶。信号不好时,电视前面还得有一个人专门用手扶着室内天线,随时准备进行人工调控。屋子里有多少人看球,就有多少个解说员、评论员和裁判员。一个球进了,就是一阵叫好,夸球员,夸教练,夸裁判;一个球丢了,就是一阵咒骂,骂球员,骂教练,骂裁判。只要赢了球,敲饭盆,跺地板,恨不得把房顶掀翻。那个时刻你会忘了今天上课讲了什么,忘了教工食堂马上就要关门,甚至会出现暂时性的嗅觉失灵,丝毫感觉不到满屋子的体味、汗味和脚丫子味。
因为时差,美国世界杯的比赛都是凌晨或后半夜,而宿舍楼的电视房晚上11点就熄灯关门了,只能与世界杯转播遗憾地失之交臂。没有了宿舍楼的固定电视,为了看场球, 只能到处鼠窜。今晚去红楼老师家,明晚去校外小卖铺,实为艰难。根本不像几年以后,国内大小城市到处都有露天烧烤摊播放比赛,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有一个晚上,溜到双榆树小区那边一个街边小店看球,还只是十几寸的小黑白电视,为了能看到现场直播,顾不上蚊虫的叮咬,也管不上眼皮在打架。就算没有烤串,没有花生豆,没有二十四小时想喝就喝的冰镇啤酒,可还是让我那么快乐。
那时对足球的热爱近乎不可理喻,足球占据了生命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能踢足球不能看足球,那生命就被剥夺了。谁能想到去了加拿大这个冰球国家以后,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没有机会踢球也没法看足球,而且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冰球。足球是初恋,冰球是老婆,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谁知道里面是什么味道的呢?
那届世界杯个人认为最精彩的一场球,是巴西对荷兰的四分之一决赛。那天是7月10号, 我正好要坐火车回家。凌晨天刚亮, 我从人大东门打了个面的去永定门火车站。在站前一个卖刀削面的小摊上,透过几层人群,看清了12寸小黑白屏幕上两队的交锋。两队交替进球带来的紧张和快乐,只有几年后底特律红翼队和科罗拉多雪崩队在斯坦利杯的西区决赛可以媲美。后来巴西队的布兰科一脚任意球直接得分把荷兰队送回了老家,也把我送上了595次特慢。上火车后,早上6:30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播出的第一条新闻是金日成去世。
最无聊的的一场球,大概就是世界杯决赛了,可能因为期望值太高。决赛是在我初中班主任家里看的。十几个人聚在一起,从晚饭就开始一起等待。先喝酒吃饭,打牌,接着看重播的西游记。等熬到决赛开始时,好几个人都睡着了。巴西和意大利的攻势都很保守, 直接导致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点球决赛。当罗伯特巴乔把点球踢飞后,天也亮了,这届世界杯在蓝衣军团悲情落寞的背影里结束。
在人大踢足球同样也乐趣多多。每年暑假开学后,都有一个足球小高潮,就是校庆杯足球赛。前面说过,我们人口系人少,全系44个本科生,男生22人,根本凑不出11个踢球的,所以以往都是和社会学系联合组队,简称社人联队或人社联队。1994年校庆杯,经济学所的研究生要和我系联合组队,而老搭档社会学系则单飞了,换成外语系加盟进来。这也好,否则就该简称“社经人”联队了。新组的“外经人”联队打了三场校庆杯小组赛,三场皆负,实属意料之中,技不如人嘛。
暑假在老家踢球,完全没有组织,没有大场子,也没有那么多球友,但同样让我乐此不疲。假期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球场上,打发那整日无聊又空虚的日子,发泄剩余的精力体力。黄土高原上的七八月,一点也不算热。清晨6点多和下午5点以后,没有毒辣的阳光,正是踢球的大好时间。踢完球出上一身汗,回家猛灌一顿,倒也感觉浑身舒畅。
一下子,20多年过去了。我也从北京漂到了加拿大。岁月告诉我,人生就是在主动选择和被动接受中不断重复。每一次人生的主动选择开始后,你就要准备接受那些你没有预料到也不得不接受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在这样的往复中,往事经过回忆的一道道蒸馏加工,变成了醇香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