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动态

刘少奇长女刘爱琴:历经曲折,坦然生活

liuaiqin

刘爱琴,1927年生于湖北汉口,刘少奇长女。195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专业。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师、副教授。曾获全国妇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以及公安部授予的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1995年获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的“参加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钢铁战士”证书和纪念章,2015年获“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

 

充满坎坷与波折的人生

身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历史的不可选择常常使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1927年,刘爱琴出生在大革命时期腥风血雨的武汉,出生后不久便被交给汉口一个工人家庭抚养,曾当过童养媳。直到1938年才被党组织找到,回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
1939年,刘爱琴和哥哥刘允斌以及一些中共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被送到苏联学习。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他们年龄幼小、身份特殊,但他们同苏联人民一起,在后方生产苏军的军服、食品,还有的在军队的医院照料伤病员,为反抗法西斯主义做出了贡献。

刘爱琴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1939年8月底的一天,父亲刘少奇把自己和哥哥叫到身边,问:“你们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苏联是什么?”当时没怎么上过学的刘爱琴天真地问父亲。父亲告诉刘爱琴,苏联是一个国家,是革命成功的一个国家,问她是否愿意去那里学习。“我当时是非常乐意去的,听说那边的人都上学,只要能学习我就很开心,并没有想太多。”刘爱琴说。
第二天,刘爱琴和哥哥就告别了父亲,离开延安。经过各种辗转,历经3个多月时间,他们终于到达莫斯科远郊的莫尼诺儿童院。一年多后,她们又集体转到了伊万诺沃儿童院。“那里的孩子来自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后代。”刘爱琴说。
在儿童院的生活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的生活没能持续太久。1941年夏天,德国法西斯把魔爪伸向了社会主义苏联。战争刚开始时,德军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儿童院附近的上空盘旋。“那时候,像我哥哥那样大班的孩子都要在房顶、门口等地方值班,盯着飞机有没有来;我们中班的孩子负责保护那些还没上学的孩子撤离,飞机一来,我们就一人领一个孩子往防空洞或者防空壕里跑。”刘爱琴说,那时候年龄虽然小,但并不觉得害怕。

战争爆发几天后,符合年龄的男同学就参军上了前线,女孩们做一些支援前线的后勤工作。“我们给伤病员喂饭、喂水,帮他们给家里写信,帮他们洗纱布。战争很残酷,来得又快,他们走的时候都很急,也没时间给家里写信。”刘爱琴回忆,他们还会给伤员表演一些小节目,有的唱歌,有的念诗,就是让他们心情好一些。除了照顾伤病员,后勤人员还要日夜不停地为前线将士们缝制白斗篷、棉手套、军衣、军用水壶套等。
战争的到来让猝不及防的孩子们陷入了饥饿和寒冷之中。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假期里,刘爱琴他们就到农庄去收庄稼,一干就是一个月,割麦子、挖土豆、刨胡萝卜。每个人手上都裂开了血口子,但没有人叫苦喊疼。刘爱琴说,有一次哥哥刘允斌去看望她,塞给她半块巧克力,但是她没吃,又还给了哥哥,后来又给过几次她也没要。“我不是不喜欢哥哥,只是比较要强,不希望他特别照顾我。”刘爱琴说。正是因为经历了那段时期,刘爱琴的个子始终没有长起来,很多孩子也都留下了后遗症。后来不管是天冷还是碰凉水,刘爱琴的手都会裂口子。谈起童年时的苦难和战争的灾难,如今,耄耋之年的刘爱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但对于法西斯的残忍行径,刘爱琴曾说,那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恨”字能说清:“我们已经超越了恨。”

随着战争逐渐结束,1944年,刘爱琴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1946年考入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学习经济计划专业。1949年与秘密出访苏联的父亲刘少奇一起回国,同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1950年,刘爱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这一时期,父亲对我的思想和生活要求都更严格。”刘爱琴回忆说。1953年,她先是被分配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其后,1958年夏天,她看到许多关于机关干部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在精简机构中主动要求下放的事例,刘爱琴被感染了,也报了名。7月,刘爱琴一家三口告别北京,去了内蒙古边疆。期间,她参加了一个调查组,下到基层,看到了最真实的中国社会。刘爱琴在内蒙古生活了20多年,和大家一样住土坯房,在机关大食堂吃玉米面、高粱面窝头和土豆烩白菜,在那里生活愉快,并且终于在196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刘爱琴受到了迫害:“街上很快贴大字报说我是苏联特务。1967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我被隔离,造反派让我交代问题,他说父亲6次叛变,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坏了、小便失禁。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文革中我前夫和我离了婚,他后来去了东北,三个孩子也没人管,那段时间非常痛苦,牵挂父亲,也牵挂孩子们。”之后,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哥哥刘允斌,文革中,作为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受到了严酷的迫害,在造反派的长期折磨下,1967年11月21日清晨,刘允斌卧轨自杀。接着是弟弟刘允若,在文革一开始就被关押起来,长达8年,平反后没几年就于自己独住的农家小院里去世。最后是父亲,1969年11月,刘爱琴在刘少奇逝世后几天收到父亲的死迅,但只能躲在被子里哭:“也不能太大声,就一直哭,大概有两天两夜。”

1979年4月10日,已在河北师范大学任教的刘爱琴终于接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的通知。第二年,刘少奇完全恢复了名誉。此时,她已年过半百。谈到父亲被平反时的心情,刘爱琴说:“那段时间,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太长了。反正是该等的等到了。”之后,刘爱琴在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又担任了俄语教师、副教授。如今,刘爱琴已经离休,她的生活平凡得近乎平淡——买菜、烧饭、收拾房间、照顾丈夫子女。她也时常回顾往事,她说:“我从不抱怨生活给予我的一切。”,“我衷心祝愿祖国大地上所有的父母儿女都能幸福。”

 

“做刘少奇的女儿绝不后悔”

在回忆父亲刘少奇时,刘爱琴谈及父亲对她思想和生活的要求都十分严格。1951年,在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后一年,在讨论她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时,刘少奇建议党支部不予转正,支部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没有让刘爱琴通过。“父亲认为我不够艰苦朴素,思想上天真,政治上幼稚。”22岁之前,刘爱琴与父亲的相处并不多,1938年被接到延安后,次年就去了苏联。一直到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与其一同回国,才开始真正的父女相处。对于回国后的生活,刘爱琴说:“回想起来,感到从前的自己太幼稚了。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对我一生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这就是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支援内蒙古边疆的时间里,刘少奇与刘爱琴最多的交流就是嘱咐她好好工作:“在单位里不要和别人争什么,不要觉得我是领导的女儿就怎样怎样。”

曾有人问刘爱琴,她的人生很多时候都被父亲刘少奇决定和牵连,加上他的严厉,心里是否曾怪过他。刘爱琴回答说:“父亲始终是父亲,他的很多决定,在他的角色看来,有他的理由。一个女儿怎么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没有怪过他。至于牵连,那是时代的悲剧,不是父亲的错。”在经历困难的时候,刘爱琴也曾多次想过“假如我不是刘少奇的女儿、我生在寻常百姓家就好了”。回想多年前的文革,父亲孤独地死在开封,哥哥刘允斌在铁轨上结束了生命,弟弟入狱,铁窗内被折磨得近乎精神失常,对于她自己,第二任丈夫也在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如果生在普通百姓家,也许这一生不必这么辛苦。但当被问到“做刘少奇的女儿后不后悔”时,刘爱琴坚定地回答“绝不后悔”!刘爱琴说,她从没觉得,是刘少奇的女儿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她也从不抱怨这个。而对于人生的坎坷,刘爱琴则说并不怨恨谁,早就看淡了。几年前在回内蒙古时,她还和文革中审查过她的人一起吃饭,但她心里没有怨也没有恨:“都过去了,这把岁数,不在意了。”

离休后,刘爱琴有时也会回到父亲家乡,湖南省宁乡县纪念父亲。谈到家乡,爱琴大姐说,“我不是出生在宁乡的,也没有在这生活过。以前,父亲的家乡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是,自从1988年第一次回到湖南,我最近几年就经常回来,只要有机会就想回来。每当想起我的父亲,看到家乡的人民那么尊敬他、热爱他,热情为我们服务,我就很感动。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父亲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心血。现在,我岁数大了,感情比较脆弱,常常会忍不住哭。家乡的人民很可爱,家乡的一草一木对我来说都很亲切。”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刘爱琴,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刘爱琴说:“人们都称呼我为‘大姐’,但我觉得我很不够格,因为革命中的‘大姐’都是我们的长辈,比如邓妈妈、蔡妈妈,她们才是真正的革命的‘大姐’。”但对于自己,刘爱琴认为“我从小就是在人民群众中生活长大的,在普通生活中锻炼自己,从劳动人民身上学到了很多,我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因为父亲的关系,大家对我很尊重,都称呼我为‘大姐’,我很感激。我不是故意把自己说成是普通人,而实际上,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不忘历史,淡然生活

2015年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刘爱琴是获奖章人之一。5月9日,应俄罗斯政府邀请,刘爱琴与朱德外孙女刘丽以及中国早期革命者李范五的儿子李多力、新中国成立后央广第一任俄语播音员刘霞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红场阅兵,随100人左右的“永存方队”(俄译不朽军团)走过红场。

这次“永存方队”由当年在俄亲历战争的革命后代们组成,大都是刘爱琴当时在国际儿童院的小伙伴,他们来自德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中国等多个国家。刘爱琴为老朋友准备了绿茶,准备送给同学们。中午队伍集合等待出发时,老友们谈得兴起,还唱起了昔日的歌。阅兵前一天,几位老人和老兵后代团的老朋友们还一起,到位于胜利广场的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献花,并召开纪念座谈会。虽然经过长时间的飞行,时差也还没有倒过来,老人们都浑然不觉,细细地参观着、倾情地讲述着,仿佛又回到战争岁月。

刘爱琴这位神情安详自然、谈吐不失幽默的老人,浑身透出饱经磨难后的豁达开朗。对和平的意义,她自有不同的感受,“世界70年没有大型战争是什么感觉?”老人感慨道。在当今和平的岁月里,刘爱琴的生活十分安宁,“我享受现在的安宁,我们这批去苏联的孩子定期聚会,上次俄罗斯大使馆发完纪念章,第二天我们就聚会了,做俄罗斯菜,唱当时的歌,大家都用俄语交流,跟小时候一样,挺开心的。”

几十年的甘苦荣辱,对于88岁的刘爱琴来说,都已淡然。现在的刘爱琴精神头儿十分不错,一头银发梳得整齐妥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晚年的她,著书追忆父亲、参加纪念活动,但更多时候,她过自己的生活:“平常我特爱遛弯儿,早几年,清早5点就起来,坐地铁到颐和园,溜达一大圈儿。也喜欢看书,最近我总谴责自己,七七八八的活动太多,好久没看书了。”而对于自己的子女,刘爱琴说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家中也添了第四代,四世同堂,她十分满足。而谈到是否愿意小辈从政时,刘爱琴说:“不愿意。我父亲以前总说我不懂政治,活了大半辈子,我也没真正地懂政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远离政治,平安开心地生活,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