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口述史—郭嗣平
发布时间:2019-03-21 | 编辑:alumni | 媒体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网 | 浏览次数:0

人物简介:郭嗣平,1953年生,上海人。1978-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学专业。1982年毕业分配到国家档案局工作。历任法规处副处长、法规处处长,政策法规研究司副司长,政策法规司司长。国家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新闻发言人。

 

难忘学习生活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是没有机会读大学的。

我1953年出生于上海,1969年响应号召在黑龙江下乡插队,下乡插队期间有幸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学习了一年,后来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呼玛县第二中学,任高中政治老师。当时学校里有很多老师在文革以前都是大学生,我就有机会经常向他们请教。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利用课余时间将初中高中的课程基本都自学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我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我小时候在上海的生活条件相对很好。但是到了农村以后,生活就变得异常艰苦。正因为在边疆的生活经历,所以考取人大后的我,对什么都觉得非常满足。我当时认为,好不容易能够安安心心学习了,能回到大城市跟同学们一起住宿舍,这真可以说是太幸福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人大当时的各种条件也不是很好:住宿和教室都很挤,吃饭的食堂不仅远而且小,里面甚至没有一把椅子,学生很多,大家就只好站着吃饭。阅览室也很小,同学们每天除了上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阅览室占座。可即便是那样的条件,我们当时依然觉得很好。

当年读书时,人民大学浓厚的学习氛围特别让人难忘。无论老师还是同学,大家都非常努力,每天在校园里都能看到手捧书本刻苦学习的同学。那时候,人大刚恢复建校,老师们都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有的是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有的是从别的学校调来的,还有的是其他学校的老师过来兼课。我们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候没有选课制度,大家对学校的课程设置一无所知,只知道安排啥课就好好地学,拼命地学,把所有时间都拿来学习。

老师们的敬业精神以及对我们的引导,都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记得有一次上政治经济学课,老师就设置了一堂讨论课,针对他上课的内容,给同学们出了几个题,让大家准备,然后发言。老师来了之后,全班同学没一个人主动发言,好像不太知道这种场合应该怎么说话。因为无人发言,于是老师说:“谁是你们支部书记?”然后我就站起来了。“你来回答。”说实话,当时我一下就懵了。但我的记忆力很好,于是我按照对老师这堂课的记忆,把老师课堂教学的内容复述了一遍。老师又说:“谁是组织委员?”组织委员站起来,就按照她自己的想法,归纳了几条讲了讲。之后老师就开始点评。老师讽刺我“这个支部书记除了会背书没有一点自己的思考……!”我顿时颜面扫地,全班同学就这么看着我。这件事让我难过了一个礼拜,我一直想老师为什么要这样挖苦我?后来,我终于明白老师是不希望学生复述他的教案内容,他要你有自己的观点,哪怕一点点。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读书单纯记忆是不行的,你得把老师讲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哪怕你说错了,老师也会跟你讨论。这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虽然当时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这件事后来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懂得了独立思考,融会贯通。是老师从另一个角度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的弊病在哪里,所以我才可能改进我的学习方法。我每天睡觉之前躺在床上要把老师讲的课在脑子里过一遍,反复问自己:“我明白了吗?我懂了吗?”如果不懂,在老师的答疑时间,我就去问问老师。后来我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与老师的帮助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时的教学实践课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学的是档案保护技术专业。老师带我们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展实践活动,让我们在档案馆里做最基础的工作。我们要负责库房的温度、湿度,查看档案是否有霉变或蛀虫,还要分析研究档案害虫的分类,霉菌的分类等等。那些教学实践与我们课堂上所学的书本知识结合得特别紧密,因此同学们都特别自信,觉得自己毕业后是能够胜任相关的工作的。这份自信对我们之后参加工作具有很大的鼓励作用。

我后来毕业被分配到国家档案局工作。我30多年没换过工作单位。我不是学法律的,但是我做的工作确与法律相关。最开始负责部分中央机关的档案室业务指导,后来就负责档案方面的法律法规,档案行业标准等起草以及违法案件的查处。在人大读书期间的学会的“要独立思考,要融会贯通”对我后来工作帮助很大。我很感谢老师们对我们学习能力培养的注重。这个很了不起。

点滴师生情谊浓

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很多老师都对我们很好。有一个教我们化学的女老师,我们现在都还是好朋友。她讲课的那种投入与热情很容易地就带动了各位同学。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化学,总觉得没基础,将来也不一定能用得上。但是,这位老师每次讲课都非常投入有激情,尽心尽力地教。结果,我们小专业的同学,最后都学得很好。这位老师在档案保护方面也帮我们国家档案局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也参加了档案界不少重大的活动,令人十分钦佩。

那时候的人大老师都很棒,包括班主任,同学们有任何事情他们都很关心。逢年过节,会把外地的同学们都组织起来,给大家做吃的。有一次端午节,居然给我们全班同学每人煮一个茶叶蛋,让我们都特别感动,老师们实在是太好了!那时候老师跟学生就是这么亲。

我们人大的老师都很务实很低调。例如:我们原来的系主任吴宝康老师,他是个老革命,他的生活一直非常简朴。他的行事方式非常低调,他从来不宣传自己。他对个人的名利从来没有追求,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他,一辈子勤勤恳恳,只希望做好自己的事,带好自己的学生。吴老师外在儒雅,内赋才华,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师。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同学,在国家机关身居要位,我们每次在会议上碰到沟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刻意的显摆自己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得瑟,不炫耀。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人,都是认认真真在做实事的人,我觉得这种低调的品质是人大学子的优秀品质。这样的低调会影响很多人跟着他去务实、去做事,哪怕做好这件事,别人把你忘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是人大的学生,我们把这件事做成就足够了。

我对班上的同学印象都很深刻,他们后来也都发展的特别好。有做生意的,有在中央国家机关的,无论是在军队的,还是分到省里的,每个同学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积极奉献。我们班没有一个同学被双规,没有一个同学违反政治纪律,这很了不起。所以应该说每个同学都有他的过人之处,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我们班集体还是非常优秀的。

走出校门,不忘自己是人大人

我从自己的工作经历来看,人大赋予了我一些非常好的品质:一个是坚持原则,一个是主持正义,还有一个就是低调。我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坚持原则是出了名的。为了工作,我甚至可以不惜得罪别人,哪怕是已经圈阅的事,我也会毫无顾忌的发表不同意见,希望能够修正一些欠妥的提案,为此常常会在会议桌上让别人下不了台。因为我们法规司负责国家档案局所有出台文件的最后审查,在这个岗位上,我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如果我不能坚持原则,那么法治就无从谈起。这一辈子工作干到退休,很多朋友就跟我讲,说如果你稍微柔软一些,你可能会走得更远。我说我已经很知足了,无论在哪个岗位,我没有违背自己良心,我没有违背我的职业道德。我是政策法规研究司的司长,所有的政策性文件要是不从严把关,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从我这儿出口,我不同意就出不去,我讲道理,讲宪法第几条是怎么规定的。虽然咱们国家民主法治进程推进起来确实很困难,但毕竟还是往前走,而且走得还很扎实。我认为这些成果与其他部门中很多跟我一样的人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很感谢我的大学。不能因为别的利益让自己忘记了人民的利益,我在人大受到的教育,人大培养我的这种品质让我觉得不能那样做。

如果让我现在以退休后的心态来回想我工作以后取得的成绩,可能以下这些才是我所认为的“成绩”。第一,我坚持了我的职业操守。第二,我尽我的百分百的努力去完成组织交给我的工作。第三,我把我的团队带领得很好。我比较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这跟我们国家档案局的领导班子和党组织都有关系,我只是落实到行动上。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比较注重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学习,给他们创造机会锻炼,所以我手下那些年轻人都很优秀,也有输送到别的部门做领导岗位的。有同志也问我,说你好不容易培养的人,你干嘛都放他们走。我说他们都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应该到更大的舞台去展示自己。这些年轻人现在一有时间都会回来看望退休的我,我们彼此的交流很顺畅。我觉得个人立功不立功说明不了什么,即便你再能干,那也是你一个人的事,把团队带好了,这才是真正的成绩。

我在农村曾经是一个矮矮小小的女孩,连看我们生产队长都要仰着脖子看他,觉得他们都高高在上。所以在我离开农村之后,当老师也好,到人大读书也好,到机关工作当领导也好,我始终提醒自己别忘记自己就是农村那个小小的女孩,让自己一定要谦和接地气。我个人没什么大本事的,只是运气比当年一起插队的同学好而已。

人生没有低谷,只有经历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落单过。1969年下乡,一百多个知青到一个生产队,没有房子就自己盖房子,种地很辛苦,也没有什么吃的——没有油没有菜,冬天冷得鼻子尖都给冻坏了,耳朵也生疮,脚趾两个指甲盖全给冻坏了,到现在还留下病根儿。但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因为大家都一样的艰苦。我们非常努力地干活,想着不管做什么我都要尽心尽力地做。其实,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前途,什么事业,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应该好好干活。后来,可能是因为我踏实努力吧,生产队把我推荐出去读师范学校。到了师范学校,我想着那就开始好好读书,我也很努力,所以成绩很好。一些读过高中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小学当老师,而我当时就是一个小学生,竟然把我分到中学教高中,所以说运气好。到了学校之后,老师们对我也好,学生对我也好,我就特别感激特别努力地跟着学生一起上课。前一天晚上把自己的课备好,第二天到课堂上现学现卖,真真正正是锻炼了自己。我内心始终觉得只要能够好好工作,就很知足了。后来赶上机会上大学,在大学也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同学,读完以后分到国家机关,在档案部门最高的领导机关,我就觉得我的运气那么好,我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敢有半点懈怠。

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好像没有觉得自己有过不去的坎。你说个人待遇,个人的进步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把这些挫折放在心上。比如说领导跟我谈话说要把我提拔到什么岗位,可是等你出差回来就变了,别人都觉得这会儿可能可以看郭嗣平的好戏了,她肯定得撂挑子,可是他们谁都看不出我有任何表情。实际上我也难过了一个小时,我觉得这么大事你应该找我谈谈。为什么没人跟我谈过?但是我想到我的工作还需要我,这些事情不能影响我,我得给我的年轻的同志们树立榜样。我们不是为了当官,我们得把工作做好。有人跟我说,你真了不起,我服你了。我觉得无所谓,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我有那么多插队知青的同伴返城以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我非常知足了,我不比他们聪明到哪去,我只是运气好。我认为这一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我跟我的孩子也这么说,你要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你只有拥有这样的信念,你才能让自己始终保持自信,然后充满信心地去完成你应该做的事情。相反,如果你觉得自己被打败了,你哭你闹,这些都没有任何帮助。况且最后你会明白,那些你当时在意的其实都是身外之物。也许刚从上海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有一种从天上掉下来的感觉,砸得很疼,但是在农村学会了很多本事,比如说会照顾自己了,会做饭了,会洗衣服、会缝衣服了等等,一路走过来学会了很多,这不叫低谷,这是一段难得的经历。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在我内心就像一颗种子似的生根发芽。在文革中,他们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我父亲告诉我:“你要记住,人在做,天在看。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心里是清楚的。”特别在特殊时期,有的人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人云亦云,会把莫须有的东西强加在你的身上。幸运的是,我父亲很坚强,他不像一些人受不了了就去自杀,他始终坚信,大多数人是明白的,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表达。当时在农村有些人就觉得我父亲有问题,所以入团也不让我入,武装民兵也不让我当,但是活我得去干。大家都很累,那也得去挑水。队长在大家都干,队长一走,他们就偷懒。可是我真的不会偷懒,我就相信人在做天在看,所以,最后被生产队推荐去读书。实际上我根本都没想到我能去读书,那么多知青怎么可能轮到我?而且当时我不在生产队,我在山里修路。当我们队长派人骑马来告诉我“郭子回队里收拾行李读书去吧!”我说:“不可能啊!”他说:“老乡们一致推选你去读,只有一个名额。”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真的。所以我特别相信我爸爸说的这句话,人在做天在看。它是迷信吗?不是,它是一种信念。就是做人要实实在在,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你可能受了一点苦,受了一些委屈,但这都是一种历练。这些信念对人很有帮助,一直到现在对我都有很大影响。

没有过不去的坎,这句话可能书上也会写,大家都在学,可是真的能融到自己血液里的还是自己认准的一种信念。在文革特殊时期长大,我的父辈们的经历,包括我后来的经历,都让这颗种子一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直到现在,我的朋友们有时遇到困难,我也总跟他们讲,不要想太多,没有过不去的坎,终归会有办法的。我说不出什么好听的大道理来,但这确实是一直陪伴着我的一种信念,没有变。

校友寄语

我很留恋我读书时那种人大的氛围,朴素,单纯,好学。我相信人大会越来越好,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来阻挡的。

对学弟学妹,我想说的是要严谨,要踏实。读书、学习、做学问必须要严谨,要踏实,不然就修炼不好内功,无法获得大的发展。我们心存远大,但这个远大只是一个目标,也许你这一辈子都达不到这个目标,但我一定要很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做,去完成。如果能够用词汇来表述我的愿望,那就是还要修炼内功,有本事的人不论在哪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人在这世上活一辈子很短暂的,如果没有点真才实学,愧对自己的人生。所以,不要害怕前途不明,也不要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做一件事成一件事,做一件事是一件事,做学问亦是如此。在学校期间大家就应该把这种精神培养好。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最后祝同学们学业有成,前途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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