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瞬间

文/刘大椿

很少有一张照片会在三十年间不断地被人提起，而它居然会和我有关系。

这是一张非常普通的黑白通讯照，时间在1978年10月的一个下午地点在老图书馆北边的大院，人物是人大复校时的两位最高领导——成仿吾校长和郭影秋书记，当然，不是他们的标准照，也不是他们的会议照，而是他们和几个研究生非常亲切、非常随意的合影。极为偶然也极为荣幸的是，我恰好是其中的一个研究生，恰好也在这张照片当中。

那天是复校后第一届研究生首次聚会的日子，应当算是开学典礼。当时人大刚刚恢复，大部分校舍都还在“二炮”手上，没有归还。人大除了红一楼和几间平房，百废待兴，最重要的家具是人手一个的马扎。然而那时全校上上下下都心气很高，特别是我们108个研究生，号称“一百零捌将”，经历“文革”的坎坷，成为新时期第一批被挑选出来深造的幸运儿，根本不在乎物质条件的简陋，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下午，百多名研究生带着马扎，兴致勃勃地来到一排的一间平房（当时是教室），颇为拥挤地坐了下来，我的位置是在门边。不一会，校办的同志招呼我们靠门边的几个同学出去，说是去迎接领导。走不多远，我们就看见一个慈祥的老人走了过来，人说这是成老，他步履矫健，根本不像快80岁的老人。接着，车上下来一个魁梧的身躯，但腿脚不便，立即有人过去搀扶，并帮他安置好一副拐杖，我们想，这就是郭校长了。那时，成老、郭老，我们都是称呼为“校长”。

两位校长站在我们面前，大家真是又惊又喜，很快围了上去。郭校长问我们从哪里考来的，是不是习惯；说学校现在条件差一点，但会好起来的。我们回答说，我们都吃过苦，不怕苦，能来人大读书就是最大的快乐。成老高兴地说，你们是人大的希望，是国家的希望。

正在此时，校办的同志拍了几张照片，以校园和几棵大树为背景，把我们和我们尊敬的两位校长定格在一起了。

成老、郭老何许人也？都是老革命，都是文坛和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和他们相关的照片何其多也！但这张照片却非同一般，因为它记录了人大复校、“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这一重大事件；它见证了人大两位极其重要的领导人在十年浩劫之后联袂出现在学校，和热爱他们，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研究生亲切会面的情景；特别是，它留下了两位人大复校元勋难得在一起合影的历史瞬间。据说，由于身体的、年龄的和其他的原因，竟很难找到成老和郭老两位亲密战友在“文革”后的第二张在一起参加公开活动的照片。

因此这张照片流传了下来。很多不认识的人，同学、老师和工友，都因为看到这张照片上有我而对我有了印象，甚至向我打听当时的情景，问我成老和郭老是什么样子，给人什么印象。

虽然这是偶然事件，我不至于为此“飘飘然”，但说实话，心里还是非常自豪的。一方面，我过去只是从书本上、从别人的言谈中了解成老和郭老，为他们的功业和人格魅力所感动；这一刻、我却是身临其境，和他们亲密接触，直接感受了他们的和蔼可亲，感动于他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并从中领略到卓越人物的坚强、智慧、沧桑、淡定。另一方面，我在此之后还执著地把这件事作为我个人生命转折的一个标志。

直到而立之年，对于我来说，凡是比较大的事或比较大的关口，都是不太走运的，所以常自我解嘲道：鄙人不但命不好，且运也不济，真是无可奈何。

1978那年，我还在江西九江的一个师专教书。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动荡，尝过在生产队插队种田、在公社宣传队打杂、在农村中小学当赤脚老师的味道后，我好不容易在一个比较正规的师专谋到一份教职。当时，能在师专做专职数学教师，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所以，当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会与我相关，甚至没有起意去追求一种新的环境和更高层次的教育。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予理会，不去报考研究生。原因嘛，简单地说，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是对唯成分论或唯出身论心有余悸。积多年之经验，我觉得在片面强调所谓政治条件的氛围下，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无谓努力、自寻烦恼，无端给自己造成一个新的心理不平衡。有许多他人和本人的例子说明，学习好、考得好并不是上好大学的根据，所谓政治条件足可以一票否定一切。既然身不由己，何必自作多情！

所以，1977年第一轮研究生招生消息出来，我完全无动于衷。直到1978年第二轮研究生招生消息传到我们那个小地方，我周遭已经有一些人闻风而动时，我还是不想介入。

但实践证明这一次是我错了。不满于我的苟且，比我处境坏得多的父亲此时特意赶过来激将我。他说，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在事后才被认定的，事先并不能肯定它是不是机会，如果你连试都不愿去试一下，那么你就永远不会有机会了。时代不同了，政治也是会变的。这些话对我触动很深，于是我决定报考，在短期内为研究生考试做好了充分准备，并出乎意料地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我被录取在哲学系自然辩证法即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没想到世界和中国果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跨出的这一步转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不好说1978年是不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年，但这一年在与我直接相关的诸多领域，无论于公于私，的确都是转折性的，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替代的。

到得北京，已是高秋十月。这是我第二次进入人大院里，第一次是在夏天复试之时。我们不再陌生，我终于相信，它就是我的学校了。在开学典礼那天，我又意外地、偶然地、近距离地、亲密地见到了成老和郭老两位尊敬的校长，居然还留下了一张对我个人，且不仅对我个人极有意义的合影照片。于是我相信，我不应该抱怨命运了。

文章节选自《校友》杂志第39期 艺海拾萃

刘大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