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

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

范文澜

西周初年到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已经积累了三千年。这从一大堆历史的现象看来，固然是“一治一乱，治时少而乱时多”，但从历史的本质看来，却只有一个土地问题，即农民和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问题。究竟谁应该享有土地所有权？三百年前的王船山《噩梦》里很明确的答复了。他说“土地不是帝王所得私有。人民生在土地上，用自己的劳力，耕自己的田地，土地分明是耕者所有”。王船山的主张，完全符合真理。因之，凡主张土地应归地主所有者，完全违反真理。

地主阶级最早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在西周时代。《尚书·梓材篇》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小雅·北山篇》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这种说法，领主对土地及农奴的所有权，最初是从天上掉下来付给天子的。谁也知道，天上决不会掉下所有权来，那么，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领主（王、侯、卿、大夫）用武力占有土地和农奴，要农奴替他们开垦和耕种。《周颂·噫嘻篇》：“噫嘻成王……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本诗大意是说，周成王督率一大群农奴在地上耕种，成王鼓励他们，允许他们开发私田。地区长三十里，条件是一万个农奴出力耕种公田。最好的田地（称为南亩）被指定为公田（又称大田或甫田），每年要一万农奴无报酬地替周王的公田服役。普通田地分配给农奴，称为私田（《小雅·大田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每年缴纳十分之一的谷物。还有大量荒地，地主作为恩物让农奴们开垦，变成熟地以后，缴纳租税。领主用公田私田两种形式，农奴进行力役地租实物地租两种剥削。西周时代的封建制，比起商代的奴隶占有制，确是一个大进步。所谓“成康之世，颂声大作”，就是这个进步的反映。

等到私田数量远远超过公田的时候，领主收入主要依靠私田的租税，公田渐成“告朔之饩羊”。《齐风·甫田篇》：“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公田上莠草长的茂盛，说明春秋初年，领主不重视公田了。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这又说明公田制度废除，领主按亩收租，不分公田私田了。春秋末期以至战国时代，土地已得自由买卖，地主不限于领主，依靠财力的人也可以占有土地成为地主，地主逐渐增多。及秦朝统一，地主政权代替了领主政权。领主和地主占有土地都是依靠武力或财力，都不是用自己的劳力耕自己的田地，更不是上天付给他一个所有权。

自从陈胜吴广领导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以后，农民开始向领主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这一争夺过程，在历史上形成下列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秦汉起，下迄太平天国起义，是农民自发地争取土地时期。

第二阶段——太平天国起，下迄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号召农民争取土地时期。

第三阶段——五四运动以来，是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收回土地时期。

农民应该享有土地，但是失去了土地；地主不应该享有土地，但是占有了土地。这是极大不公平的事，历史上的混乱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更明确的说，凡历史上的治，都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所有的乱都是地主造成的。

试先举第一阶段历史为例。本阶段内，按照旧历史家的说法，所谓著名治世，有西汉文景之治，有唐太宗贞观之治，有满清康熙之治。所谓乱世，那就多的很，每一朝代都有乱世。陈胜、吴广以后，每一次农民起义，都被称为“乱”。事实恰恰相反，文景之治，正因为秦末农民起义，夺回了不少的土地。贞观之治，正因为隋末农民起义，恢复了均田制度。康熙之治，正因为明朝贵族官僚霸占全国极大部分上等田地，李自成提出均田口号，推倒明朝，满清政府代表汉奸地主向农民让步，实行更名田制度。历史上所谓三个著名治世，事实证明不是“圣君贤相”施行仁政的结果，而是农民起义的产物。反过来看，历史上一切所谓乱，没有例外都是地主过度集中土地所激成的。

从古代政论家的主张里，也证明这一真理。

春秋时代，因诸侯及大夫间强烈地进行兼并，后半期土地由领主手里逐渐转到地主手里（郡县制开始推行）。战国时代，土地主要被地主占有（因春秋时代“收族聚党”的宗族已破坏），农民失去宗族的依靠，多数人不得土地耕种。孟子首创井田说，反映了当时农民需要土地的严重情况。西汉师丹倡限田说，王莽倡王田制，晚唐元稹创均田图，南宋林勋创均田法，贾似道创公田法，明代朱国祯创均田说，王船山创耕者有其田说，这都反映了地主集中土地过度，地主阶级中人也看出危机，不得不提供办法。但是他们的办法多限于空谈，即使实行也不能有利于农民（如王田、公田）。只有农民自动起义，才能暂时夺回一些土地，政治上呈现程度不等的治平现象。

从陈胜吴广以下，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何止数十次，目的当然在要求土地，但很少有人提出明确的主张。长长二千年，农民起义被地主摧残压迫，牺牲是无限的。这说明自发性的运动，虽然也起了些治的作用，但不能克服地主所造成的乱。

再试举第二阶段为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提出天朝田亩制度，揭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天国似乎不曾实行田亩制度，但因地主被驱逐，农民生活改善，即汉奸曾国藩也被迫承认天国境内的治，与满清帝国的乱成显著的对照。康有为主张“公农”，他说：“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但是这须“待之百年”以后。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见《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列宁说他“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地权平均以后，全国无地主”，这些是资产阶级号召农民争取土地的动听的议论，但是他们不敢领导农民去实行。

本阶段内，除去太平天国局部的、短期的治以外，只看见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乱。

最后试举第三阶段为例。中国人民失望于资产阶级的空口号召，要求得到真正的领导者，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负担起资产阶级性质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英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决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十年内战中，不大的苏区，不多的人口，对抗反革命蒋介石百万大兵，五次粉碎其所谓“围剿”，苏区内人民虽饱受战祸，生活却蒸蒸日上。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苏区内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用落后的武器、贫乏的物资，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记国民党，解放广大地区和人口。根据地内民主和平，实现“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见《礼记·礼运篇》）的理想世界。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根据地内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在反对美蒋的爱国自卫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大量歼灭蒋记美械军，鼓舞了全国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解放区内人民生活安乐，比抗日时期又有大进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解放区内实行了农民大翻身，扫除了压榨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这里切实证明了，第三阶段内，农民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土地问题，治的力量一定要克服乱的力量。

上列三个阶段，在长期的第一阶段里，农民运动是自发性的，因之效果是微小的，所谓治的时间是极其短促的。在第二阶段里，资产阶级号召土地改革，虽然它无心也无力求其实现，但给农民以不少的影响，其口舌之功是不可抹煞的。在第三阶段里，广大的农民已经得到了土地，这个土地改革运动必然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这就是说，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时候，即全中国永远大治的时候。三千年历史上绵绵不绝的乱，将因此而永远消失。

本文原为范文澜同志1946年在北方大学夏令讲演会上的讲演词。1947年发表于 《北方杂志》第2卷第1、2期合刊。1948年，著者做了修改，刊入中国历史研究会编 《中国通史简编》。参见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附  识

范文澜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开创者之一。《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一文，原为1946年他在北方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1948年修改后收入《中国通史简编》，具有该书前言性质。该文虽仅有三千余字，却清楚扼要地反映了范老认知中国历史的思路，迄今仍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核心线索。

范老在延安时期着手写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是出于中国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在1939年底完成的名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重构了关于中国历史的叙事体系，以期向广大人民清楚揭示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使命。然而，由于这篇文章篇幅有限，其中关于历史方面的立论急需得到进一步阐发。1940年初到达延安的范老，成为承担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范老凭借深厚的国学素养，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钻研，不仅出色地阐发了毛泽东同志的诸多历史见解，而且扩展成为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通史著作。

《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的出现，正逢范老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中国近代史》上册等重要著作之后，可以说是范老对自己此前撰写通史工作的一个总结。该文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审视了从西周初年到抗日战争结束约三千年的历史进程，确立了以生产关系为主线的历史认识，打破了传统史学以王朝兴衰为主线的历史叙述，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基本面相，也展现了范老把握中国历史的独特眼光。

该文对于唯物史观的融会贯通，首先，表现在紧紧抓住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线索。文中指明，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治乱相循，其实质“只有一个土地问题，即农民和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问题”。由此，中国历史上纷纭复杂的更朝换代现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厘清。其次，表现在以彻底的阶级分析视角来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文中关于土地问题三阶段的划分，即农民阶级自发争取土地、资产阶级号召农民争取土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收回土地，不仅说明了历代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性质和历史意义，而且有力阐述了土地改革运动扫除地主所有权的历史合法性。

在阐发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同时，范老也在该文中也坚持了自己关于中国历史的特有观点，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西周封建论”。古史分期问题在社会史大论战期间就引发了热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范老是“西周封建论”的代表人物，直至去世亦未改变看法。该文关于“领主用公田私田两种形式，农奴进行力役地租实物地租两种剥削”的说法，确是范老从剥削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出发来确认西周封建制的典型思路。虽然中国史学界当年在古史分期问题上莫衷一是，但是范老等前辈学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框架下来把握中国社会特质的努力，至今仍不无启示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朱浒)

大先生范文澜

范文澜（1893—1969），初字芸台，后改仲沄，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的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

范文澜少年时曾偶遇在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任教的秋瑾，并通过阅读《国粹学报》等书刊，接受章太炎等人的政治主张，拥护辛亥革命。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转入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并亲聆鲁迅先生授课。1922年任南开学校国文教员，随后兼任南开大学教师，课余时间写成《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受到梁启超的称赞。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范文澜参加了天津各界反帝大游行。翌年秋，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秋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多校任教。1936年夏，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后，与姚雪垠等创办《经世》《风雨》等刊物，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于1938年辞去河南大学教职后，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

▲左二为吴玉章，左四为范文澜，右一为成仿吾

1940年2月，范文澜到达延安，被安排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后马列主义研究院改为中央研究院，范文澜被任命为副院长，兼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1946年2月，范文澜从延安出发赴晋冀鲁豫边区工作，任北方大学校长。北方大学以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为方针，以“实事求是”为校风，注重社会实践，参加社会调查、土地改革，开展生产运动。1948年夏，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任副校长。1950年，中国科学院组建，范文澜任副院长，兼任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改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69年7月，范文澜在北京病逝。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范文澜逐渐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富有民族特色和鲜明个性的新学术思想体系。1940年8月间，他开始着手编写一本供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用的历史课本，后扩展成《中国通史简编》；9月间，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发表讲演，在学术界率先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经学的阶级本质、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规律作出了全面的评述。1941年，他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中册的写作，该书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通过对史实的具体分析，揭示旧社会、旧事物必然要被新社会、新事物所替代的规律。毛泽东同志评价说：“在延安出版一部有头有尾、有科学体系的著作，这是一件大好事。”

1945年，范文澜在延安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册的写作。这部著作依据对大量中外文献资料的分析，系统地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演变过程，以及侵略与反侵略、爱国与卖国的激烈斗争，帮助广大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和卖国势力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深刻展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和时代特征，高度评价了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功绩。该书所奠定的基本格局和提出的一系列论断，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其影响至今不辍。该书的出版，恰处于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奋斗的重要历史关头，许多爱国青年都是在该书影响下奔向解放区的。

范文澜对中国史学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如古代和近代史分期、汉民族形成、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农民战争、爱国主义、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都提出过独到见解，为进一步研究开辟了蹊径。他和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一道，为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繁荣中国历史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史学界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朱浒)

本期内容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