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鸭绿江畔的寒风吹散少女的青丝，当枪炮声惊碎故乡的月色，她们披上戎装，以单薄身躯扛起家国大义——她们是抗美援朝的巾帼英雄，是三八红旗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国际妇女节，让我们以山河之名，向所有跨过三八线的女战士致敬：  

你们的名字或许沉默在勋章背面，但你们的热血永远奔涌在时代的脉搏里；你们的战衣或许褪色在岁月深处，但你们的精神正化作星辰，照亮新时代女性无畏前行的征程。

让我们倾听老校友、抗美援朝女战士任弘的故事，愿每一代女性，都能带着这份跨越时空的勇气，在自己的战场上续写“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  

任弘

任弘，北京人。1945年就读于华北联合大学。之后进入部队文工团，曾参加抗美援朝战地慰问宣传工作。朝鲜战争结束后，进入文化部工作。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觉得困难艰苦。经历过战场，经历过出生入死，经历过枪林弹雨，也经历过在干校艰苦的劳动，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得了的困难。”

亲历战火痛，立志救家国

我祖父是绍兴人，而我父亲一直在北京生活，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我上小学以后，日本军队开始进驻北京，报社都没了，父亲失业了，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工作，情况变得很窘迫，全家人只能租一间房子住。后来祖母和我单独住在一个贫民窟里，那里有石景山的煤矿工人，还有以捡垃圾为生的穷苦老百性，正因这段日子，我亲身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对他们怀有很深的感情。

我妹妹得了恶性的痢疾，可是我们没有钱买药，日本人又不许中国人去医院，她才七岁就去世了。那时候母亲工作很忙，我放学以后要做很多家务活，给家里人做完饭之后再去祖母家住。虽然去祖母家的路程很近，但是要经过有日本宪兵队的地方。每天晚上，月黑风高，军犬狂吠，我一个人在路上走着，总觉得特别恐怖，特别惨淡。有一次我在路上走着，拐弯的时候突然看到电线杆子上有一个人，穿着薄薄的、白色的单衣，吊在那儿死掉了，底下搁着一个洋车。那是一个车夫，实在生活不下去，自杀了。我心里特别恐惧，又特别难受。

经历了这些，我从小就萌生了一些起码的觉悟。我妈妈有一个同事的妹妹是我的朋友，这兄妹二人有时会带一些进步的书给我看，像巴金写的或者苏联的一些书籍，这些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我觉得，一个人活着，应该有起码的理想。

在当时那样一个处境，当亡国奴真的是痛苦极了。我心情非常不好，有的时候会跟同学说，这样下去我们未来怎么办呢？到了大概1945年的5月份，一个同学突然跟我说：“你到北京图书馆去吧，在树林里有一个穿着灰色西服的李先生，你跟他去聊聊。”那时候我很单纯，还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就借同学自行车去了那里。

一到图书馆树林的外面，果然有这么一个青年。我跟他说，看着这个国家现在这样，我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我对现在的现状感到非常痛苦，就跟我讲，在北京城外的郊区，有人炸日本的火车道，还有很多的地方，老年人跟小孩都会拿着棍子在村口站岗。我问哪儿有这样的地方，我很向往这样的生活。

但他说我不能去，我刚17岁，岁数太小，去了会想家。我说我一定要去，又问他去这些地方的路线。他看我已经下定决心，就让我三天之后去北京南池子口上的第二棵树那里，找一个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大娘，她会带我去。他还说到了那个地方会有吃的、用的、住的，也会有学上，让我什么也不要带。当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现在这么复杂，都很纯洁，很有信任，所以我就答应了。

我回到家，从家里拿了一块肥皂就走了。我把在女一中的三个比较要好的朋友约到劳动文化宫，买了一壶茶和一盘瓜子，跟她们说我要到一个很光明的地方去，托她们把我给家里写的信捎回去。

事情过去70多年了，我一直记得我给家里写的信里有一句是“时代的警钟敲响了，我要奔赴一条光明的途程”。

艰苦军旅路，坚毅踏征途

后来我就被送到还在阜平的华北联大了。大概从1945年的6月1日到12月，我在联大待了半年。那时候我们叫华北联大政治班，包括很多组，课程内容主要就是学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之类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当时没有教室，就在树林里，大家各自找一个石头当椅子、桌子；然后拿一个鸡毛的杆，挑尖了当笔，拿染衣服的蓝色染料当墨水；我们也没有纸，如果在哪儿捡到了一本书，就把上面白边都剪下来写字。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联大的校歌，里面有一句是“誓死绝不妥协投降，战斗吧，胜利就在明天！”我们现在每次聚会我都指挥大家唱这个校歌。

后来日本投降，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兴奋得互相抱起来扔在空中。可是当我们行军快走到北京市附近时，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占领了北京，我们就没办法去北京了。

后来我们在北京的郊区推行土地改革，做农民工作，给农民讲二五减租。我们年纪这么小，也不知道讲什么，在农村给农民讲话时心跳得厉害。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1945年9月，组织上大概觉得我可以做文艺方面的工作，就把我送到部队的一个文工团。一直到抗美援朝结束，我都待在文工团工作，经历了解放战争，又经历了抗美援朝。

峥嵘岁月  朝鲜战争生活追记

部队是很好的大学校，锻炼人的思想，锻炼人的性格，小提琴就是我在部队学的。有的小同志才十四五岁，非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最后真的去了，而且腿被打伤了，但是从来没有哭一声叫一声，部队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这么坚强。

朝鲜战场我去了三年。那个是非常残酷的战争，常常一仗打下来，一夜之间就传来捷报，打赢了，但是好多熟悉的同志都牺牲了。志愿军的同志们都知道自己会牺牲，但是从来没有人心里有负担，到前线去打仗之前，擦抢、准备、唱歌，让人感觉他们兴奋极了。

我们跟战士的关系很密切，像亲兄弟姊妹一样。我当时在乐队工作，拉小提琴，还当指挥。我们做了很多文艺宣传，把他们的事迹写成节目，给他们唱歌、跳舞、表演；我们还有摄影干事，专门拍战争场面，在炮火里追着部队拍。我听战士们讲，他们在旧社会，家里非常穷困，受尽了地主的压迫；解放后参加了革命，他们立志要为祖国战斗到底，要立功。我把他们的事迹都写了下来，跟他们说，以后他们要是立了功，我们会有很多材料来宣传他们。

平常的日子，美国的飞机从早晨到半夜一直在轰炸。我们到连队去的路上，有时候能碰到有着房子那么大的炸弹坑。蹲下来摸摸，弹坑的土还热着呢，看来是刚刚炸了的，要是我们早来一两分钟，就把我们也拍在那儿炸得粉碎了。但是我们一点恐惧也没有，笑着说美国鬼子真客气啊，等我们没到之前就炸过了。后来有的人追问我：“您那时候怕不怕死？”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特别好笑，因为没有任何人惧怕过死亡，我们时刻准备为祖国、为人民牺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没什么可怕的。正因此，当时每个人才都那么勇敢。

1946年7月,蒋介石的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向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从此,我所在的“战线文工团”的女同志背起背包,跟随野战军转战在华北大地。

怀来战役十分激烈,我们在火线上三天吃不上饭，敌人的飞机整日绕在头顶上轰炸。在狂风阴雨的黑夜，我们蹚着拒马河的急流，在连续好几天的行军中，每个同志的双脚都磨出了水泡，但是大家咬着牙坚持，没有一个人掉队。

前方野战医院设在一座名叫“桑园”的小山庄上。因需要,我们女同志担起了护理工作。所谓“病房”，是几间空荡荡的房子，窗户上没有窗纸,更没有玻璃,冬日的寒风呼啸着吹进屋里。

伤员们枕着砖头,紧挨着躺在一条条土炕上。我们整天整夜在这里给他们烧水,用个人的小勺和碗给他们喂水喂饭，擦洗脸上和腿上的脓血。我记得，一位重伤员在饮水时含着我的小勺牺牲了。我把小勺(在整个战争中,我始终用它吃饭)收回衣袋里，拿手绢蒙在烈士的脸上。我们中有人发疟疾仍坚持工作,有人把自己的棉衣盖在伤员身上。大家常常在深更半夜蹚着雨水去请医生、取药，为此近视眼的同志往往跌倒或找错了房门。伤员们感动地说:“我们一定争取早日归队,多打胜仗,多杀敌人。”不少伤员把“战斗决心”写成信交给我们。

后来,敌人占领了“桑园”,我们又转到从前在那里工作过的坊子口后方医院。我们这些非专业护理员刚来两天,从情报得知敌人逼近,离这里只有十二里地。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当时大车、担架很少,伤员如何转移是个大问题。我们女同志立即分散到各个病房向伤员们做解释动员工作，希望大家克服困难。有些伤员在“桑园”跟我们很熟,他们从炕上坐起来表示:“文工团同志,我们忘不了你们。现在情况紧急,没的说,我们可以自己走!”不少伤员响应着:“我报名!”一百多位伤员在一个小时之内柱着木棍、树枝在村口集合齐了。他们把担架和毛驴让给了重伤员,自己忍着巨痛,背着背包向上下四十里的山岭爬去。此刻,敌人的骑兵离这里只差三里地了。

1947年的一场战役在大雨中进行。我们在距敌碉堡仅一百多米的地方抢救伤员，冒着枪林弹雨，踩着没膝的泥水往返于战壕，敌人的炮弹不时地从我们头顶上掠过。在大清河北行军中,多次遇到敌机的俯冲扫射,我们隐蔽在高梁地里,眼望着敌机从高空扑降下来，机上的射手和机枪上冒出的火光清晰可见,子弹就打在我们身旁。一次白天行军还打过“遭遇战”,我们正在走着,忽从远处跑来敌人的一股散兵。我们迅即跳入壕沟，端起提琴盒,对准敌兵怒吼:“缴枪不杀!”敌兵迟疑间,我们的追击部队赶到,活捉了他们。

战争锻炼和考验着我们，培养着我们的革命品质。1948年,大军连续二十多天挺进察南和绥远。在每天八十里的夜行军中,我们抓紧时间边走路边进行业务活动，交谈思想感受，展开互助,讨论政治问答题,帮炊事员背为全团煮饭用的大铁锅，挑油担子。在攀爬三十五里的高山摩天岭时,我们同男同志竞赛着,不停唱着歌,相互勉励和鼓舞着前进。到达目的地后,照顾伙房同志休息,帮他们洗菜、切菜、推碾子。

绥远的山野连天暴雨，文工团接受一项任务,为欢送奔赴火线的一支过往部队,需在一夜间赶路一百里去设鼓动棚。于是全团总动员,一面行军一面构思创作节目、练歌、背快板。经过一夜行军大家马不停蹄排练节目,写大标语,画宣传画,布置会场。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内大家虽只睡了一个半钟头,只吃了几个山药蛋充饥,却享受到胜利完成突击任务的快乐。

山谷中的瓢泼大雨在磨练着我们。雨水从军帽灌到脖子里,又从棉裤腿里渗出来。我们跑过激流上的独木桥,踏过河面上大大小小的搭石。有人把棉衣脱下摭在背包上,也有的人边走边打起了嗑睡。有女同志跑到队伍前面高声喊道:“同志们!咱们唱唱歌儿好不好?”人们的倦意顿时全消,齐声呼应:“好!”

“打仗行军，行军打仗,

打仗行军，行军打仗。

冒着那狂风暴雨行进在山岗，

哪儿有敌人到哪里去呀，

把它消灭光!(喊:一二三——四)”

歌声划破了夜空,震荡在山河，冲破黑夜,迎接黎明。为着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勇敢前进!

来源：《与共和国共成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

采写：李宣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