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学生旗帜性人物

中学六年，李让是在北京两所学校上的，初中上的是北京市朝阳中学(现名北京市陈经纶中学)，高中上的是北京市第二中学。

在朝阳中学，李让第一批加入共青团并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兼学校团委委员。初中毕业时，他荣获北京市三好学生奖章，在毕业典礼上还代表全体初中毕业生上台发言。在北京二中，李让的才华和能量全部释放出来。

1984年按照棋圣吴清源先生的计算，是2500年才出现一次的转关甲子年。这一年对李让来说也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他成了《北京青年报》最活跃的学生通讯员，当选为号称“中国第四家通讯社”的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的第一批记者、第一任东城区分社社长、第一任总社副社长。作为群众队伍的仪仗队员，他还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

这年暑假，刚上完高一、年仅十六岁的李让，独立编写完成了一本“志地体”(以地点为线索编写历史的新体例)历史书——29万字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

“一战成名天下惊”。编写出版《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让李让成了海内外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来自海内外数以千计的慕名来信如雪片般飞来。李让也因此成为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学生旗帜性人物，作为“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典型，他受到各级表彰。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写了前言。高中快毕业时，李让还相继接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推荐通知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史系的保送通知。——这是中学时代李让曾有过的辉煌的一章。

后来李让又编写出版了《中国历史小词典》(36万字，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新编志地体·中国历史小辞典》(25万字，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中国历史小词典》是李让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完成的，袁宝华校长为这本书亲笔题辞：学习中国历史知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儿子能走正路、不断上进

年少时的李让尤其喜欢《水浒传》，翻看了无数遍，父亲当初亲手包的牛皮纸书皮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了，可李让还是舍不得换掉，他说，书皮上面的书名是父亲亲笔写的。

后来，父亲又送给李让一部清代小说家钱彩著的《说岳全传》。李让又迷上了这部书，书中情节，他讲得绘声绘色，人物兵器，他也如数家珍一般。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电台开始播出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而李让已将一部《说岳全传》烂熟于胸。课间休息时，李让身边总是围聚着几位小伙伴，听李让依据《说岳全传》有板有眼地给评书《岳飞传》挑毛病。李让不光会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还能背诵韩世忠的“万里长江，淘不尽，壮怀秋色”，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初中时，李让对文史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后来，受中国近现代那些嗜书如命的文史大家寻书买书的逸闻趣事的感染和影响，琉璃厂中国书店成了李让向往的地方。他知道父母肯定不让他一个人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就瞒着父母来了一次秘密行动。

当他手里拿着地图，从团结湖出发边找边走，终于来到琉璃厂“中国书店”那块金字牌匾下时，那得意劲儿就别提了！在中国书店里，李让花光了身上带的所有零用钱。他终于搞明白为什么那些文史老前辈们那么喜爱逛中国书店了：这里的书丰富厚重，让人大开眼界；这里的书还特别便宜，鲁迅的书，每本也就一两毛钱。以后，李让成了中国书店的常客，父母也知道了他的秘密，经常利用节假日陪他一起去买书，有时李让因为学习紧张去不了，父母就按照他开好的单子帮他买。李让的藏书开始丰富起来，藏书室也有了名号——“志畤斋”。

时间长了，中国书店的师傅们也认识了他们一家——少见的个人买书大户，中学生模样的儿子挑选的尽是同龄人读不了的史书古籍，父母只管付钱、看堆儿。中国书店总经理周岩同志也开始关注他们一家。周岩同志很小就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江潮报》工作。攀谈中他得知李让父母之所以节衣缩食这么花钱买书，只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喜欢读书。周岩同志被李让父母的朴实感动了，他还专门到李让家走访一次，以后每次中国书店举办书市，他都亲自给李让父母写信寄来请柬。

书读得多了，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也就不同了。李让发现，司马迁以人物为线索写成“纪传体”的《史记》，司马光以时间为线索写成“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但没有谁以地名为线索编写史书。于是他有了一个梦想——“我要第一个以地名为线索编写一部中国历史，开创一种历史编纂新体例。”

李让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消息传开后，中国书店的师傅们都为他感到高兴，有的师傅见到李让就说果然没有看错人，有的师傅为李让篆刻了藏书章——“普天史家何其多，二中王晓最年少”，更多的则是一如既往地帮李让配书。李让手边经常翻阅的两部清代光绪年间刻印的线装巨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就是师傅们费了不少心血帮着找到的。

买书那天，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的会客室里，李让和母亲在周岩同志陪同下还接受了《北京日报》记者孙瑛的采访，孙瑛同志后来担任过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她写的报道《访文化街书市》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个戴眼镜的文静小伙子，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一摞线装书，高兴极了。他对身边的母亲说：“妈妈，您看看。”转过身，他又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我很喜欢这套书。学校图书馆借书比较难，我早就想自己有一套，查找资料方便，现在找到了，我真感谢您们！”看着这一幕，我很疑惑：他这么年轻能读这种古书？经询问才知道，这个小伙子正是当年北京16岁中学生编纂《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王晓。他今年19岁，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上二年级。他的母亲经常到中国书店给儿子买书。前几天她到书市来，没有找到《读史方舆纪要》这套书。书店的同志从库房里找到了这套书，请他们今天来取。

李让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父母亲都是特别老实实在的人，一辈子忍辱负重，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都是自己默默忍受。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儿子能走正路、不断上进。

住在他们家楼上的一位工程师来家讲学习经，提到《数理化自学丛书》，李让父母很上心，没多久就把书买到了，那位工程师非常惊讶——一个普通家庭竟一次拿出十几元钱买一套十七册丛书！要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菠菜每斤才7分钱，北京晚报每份才2分钱，一张10元“大团结”可以说是不小的一笔钱——从此那位工程师对李让家刮目相看了。李让父母还给他买回《辞海》，他父亲单位一位老同志经常来李让家里翻看，他说，全楼就你们一家有《辞海》。

刚上大学不久，李让在中国人民大学书店看到有平装《宋史》和《金史》，父亲得到信儿，骑自行车赶过来全部买下，又将几十册书驮回家。上史学概论课，王戎笙先生介绍萧一山绩学之余著《清代通史》，1923年上卷出版时，他还是一位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李让打听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有《清代通史》全五册，就和父亲赶过去买下。书店服务员说，个人买这套大书的你们是第一个。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畤斋藏书”中的每一本书，都浸透着李让父母的心血。

如今在团结湖李让父母家，李让当年的小书房“志畤斋”还原样保留着，凡是来到这间从未装修过甚至从未粉刷过的小书房参观过的客人，都非常欣赏它那种一直保持着的书卷气和清贫但绝不寒酸的特殊格调，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有权人，都对它肃然起敬。

为保护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敢于摧锋陷阵的好记者

李让写的报道，有很强烈的历史感。这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积累有很大关系。

有人开玩笑称，李让是北京青年报社“儿童团”出身。1983年，电台热播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正上高一的李让就其中“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说法，写了篇小文投给了《北京青年报》，很快就发表了，这是他的开山作。接着他又针对《1984年文物台历》将“司母戊鼎”和“杜岭方鼎”搞混写了一篇小文《台历上的失误》，《北京青年报》又刊发了。从此李让一发不可收，稿件不断见诸报端，有的篇幅超过了半个版面，有的报道上了头版头条，他成了《北京青年报》最活跃的学生通讯员。

1998年在日本期间，李让写出了万余字长篇报道《日本东京专访棋圣吴清源》，被《光明日报》《环球》等国内九家权威报刊采用，《人民日报》将其作为重头文章——《黑白世界道骨仙风——东京访吴清源研究会》——安排在中国国家主席访日前夕在《国际版》头条刊发。

2004年2月的最后一天是采访全国“两会”记者报名截止日，报社下午才决定由李让一人承担报社全国“两会”报道任务，李让不光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办到了“两会”采访记者证，而且在近20天的时间里，克服各种困难，写出十余篇报道，使整个会议报道形成系列，得到了全国政协新闻局的表扬。李让还承担了受到全社会关注的苏州世界遗产大会的报道任务，从2004年4月参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记者团报道大会筹备工作开始，到6月底7月初全程报道会议，一共完成十余篇报道，连续5期上了《中国文物报》头版头条，同时组来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圆满完成任务。《中国文物报》在会前、会中、会后的系列报道，得到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好评。

2000年，河南省政府批准洛阳东周王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对九朝古都洛阳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一场毁灭性、终结式的巨大灾难正在逼近这处省保单位。洛阳市计划在市中心建设一个大型“河洛文化广场”。但是洛阳未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未经河南省政府批准和国家文物局同意的情况下，为突击抢建“河洛文化广场”，将大型挖土机械开进著名文物保护单位东周王城遗址范围内，强行施工。李让“临危受命”，只身前往洛阳现场采访，写出《洛阳在毁什么？！》及后续报道《洛阳，1月16日以后……》，旗帜鲜明地表明坚决捍卫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尊严的严正立场。

这篇报道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毛昭晰先生的关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于2003年2月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会。会议结束时，毛昭晰先生将已有四十五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长信和刊登《洛阳在毁什么？！》和《洛阳，1月16日以后……》的《中国文物报》各两份交给李鹏委员长，并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在认真听完毛昭晰先生的讲述后，李鹏委员长说：“我一定把你这封信交给温家宝同志。”

3月3日，温家宝同志就河南洛阳河洛文化广场施工破坏东周王陵遗址作出重要批示。

东周王城最后一处可能保存下来的重要遗址，在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的情况下，最终得以逃脱万劫不复的厄运，“天子驾六”车马坑保住了，并在原址建成博物馆，成为古都洛阳一处非常吸引人的文物景点。

在这一事件当中，《洛阳在毁什么？！》发挥了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这篇新闻作品也荣获了国家文物局主办的“第二届文物保护好新闻”评选唯一的特等奖。

二十年过去了，很多文物人都认为，这是舆论监督助力文物保护的经典战例，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维护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尊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有利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贯彻落实的积极影响；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催生了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

在《中国文物报》迎来创刊30周年的时候，毛昭晰先生写来热情洋溢的一封信，他说：“作为一个文物保护战线的老战士，我衷心祝愿《中国文物报》培养锻炼出更多像李让同志一样有勇气、有担当，为保护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敢于摧锋陷阵的好记者。”

从事文化遗产图书出版工作的人要多一点使命担当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5周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诞生10周年之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由建设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文物局联合编写的99万字的《中国的世界遗产》，被评价为“是迄今为止宣传介绍我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内容最为丰富，最具权威，图片最多的大型学术画册”，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李让就是这本书的策划人和责任编辑。

当时，李让正在建设部直属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工作，是国际合作室的编辑。1996年，在第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日本第一大出版社讲谈社为纪念UNESCO成立50周年推出的12卷巨制《世界遗产》非常引人瞩目。面对讲谈社的这套《世界遗产》，几家有实力的大出版社展开了较量，最后有四家出版社与讲谈社达成了合作意向，其中就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竞争是残酷的，结果大大出乎人们意料，最终和讲谈社正式签订合作出版合同的，是广西一家出版社，他们孤注一掷，以令人瞠目之价拿下了12卷《世界遗产》中文版翻译出版权。

就在会后，李让向出版社递交了一份选题申报书——编辑出版《中国的世界遗产》(大型学术画册)——既然《世界遗产》做不成了，我们就做《中国的世界遗产》。

李让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选题充满信心。他相信，随着国家申遗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会有越来越多的遗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编辑出版《中国的世界遗产》，肯定能得到各遗产地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几经周折，几经努力。选题申报书第二次上会，终于被批准，而且还被列为重点选题。

这样一本大书，有些问题协调起来也颇费周章，最后还是罗哲文先生一锤定音，李让去他家取序言文稿时，他说——我主张大团圆——并让李让把他的意见带回去。最终确定《中国的世界遗产》的署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联合编写，侯捷、俞正声、韦钰、张文彬为高级顾问，侯仁之、郑孝燮、罗哲文为学术顾问，伯尔德·冯·德罗斯特、P·H·C·卢卡斯、詹姆斯·桑塞尔、梁明子、N·易什瓦兰为国际顾问，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赵宝江为编委会主任。曹南燕担任主编，马燕生、景峰、郭旃为副主编。

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在李让手上印成面世，1998年2月李让调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过了半年，《中国的世界遗产》出版。

2000年，《中国的世界遗产》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新世纪第一年最让李让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收到主编曹南燕大姐特意给寄来的由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中国版协主席宋木文三位领导签发的获奖证书复印件。2001年，《中国的世界遗产》还被评选为二十世纪文博考古最佳图书。这是李让在老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策划编辑的最后一本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与台湾光复书局联合出版的十卷本《中国古建筑大系》，是海峡两岸出版界首次合作出版的套书巨著。在约定交稿时间已到而第十分卷原作者不愿交出文图稿件的紧急情况下，李让“临危受命”，配合退休副总编辑，重整旗鼓，担负起重写第十分卷的任务，最终完成了第十分卷《城池防御建筑》。该书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特别奖。李让成为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最年轻的获奖者。

从最基层做起逐级成长起来的总编辑

李让调入中国文物报社后的22年里，从最基层做起，一路沿着编辑、副编审、编审、三级编审，总编室主任兼记者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兼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的顺序逐级成长起来。

2017年4月，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调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李让成了报社工作职责最重的副总编辑——既要做好自己副总编辑份内的工作，还要担起调离总编辑留下的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组织报社各业务部门、各媒体平台，统筹力量，密切协作，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这几年，是我国文物事业发展极为重要的几年，大事集中，要事不断。李让围绕落实重大主题宣传任务，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狠抓国家文物局机关报《中国文物报》、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和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的制度建设和工作管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处着力，使各项工作忙而不乱，有序开展，策采编发紧密对接联动，全链条打通、全流程协作，大大提升了全媒体整体传播效果。

李让审过的文章数万篇，数千万字，他也认识许许多多的基层文博人。这些基层文博人将根深深扎进大地，紧紧拥抱着每一寸文化土壤。正是有了他们的顽强坚守，我们才能将祖先留在这片大地上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下去。谁是文博系统最可爱的人，是这些坚守在文博基层岗位、默默做着文博基础工作的人！——李让觉得《中国文物报》应该推出“小草系列”！说干就干！2020年新年刚过的一个休息日，李让得到一个有关基层文博人的线索，马上出门，坐高铁换乘出租车，风尘仆仆赶到天津静海，采访了当地文化馆(承担文物博物馆相关工作)的孙德民馆长，和后方同志一道完成“基层文博人”专栏的第一篇《孙德民：只要我的心脏能跳就要为文博付出》。接着，李让又写了“基层文博人”专栏的第二篇《梁奕建：长兴文博工作的“明白人”》。现在，“小草系列”已经形成规模，越来越多的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了不平凡人生的基层文博人为公众所了解，文博系统的同志们称报社办了件“暖心”的好事。

多年来，他每个工作日都是早上六点多就到报社，浏览各大报纸头版，翻阅与文物工作和新闻出版业务相关的书籍资料，这是很多人难以做到或者难以长期坚持的。编报工作非常辛苦，早出晚归、加班加点，还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和责任，白纸黑字，一旦出错，无法改正，追悔莫及。报纸付印日几乎都要加班到很晚，有时甚至通宵工作。李让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撸起袖子战斗在一线，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期报纸、每一个版面、每一篇文稿，他保存的付印小样，每张上面必定都有三个以上的小勾，这是他已看过多遍的标记。

李让对《中国文物报》感情很深。他说，印在这张报纸上的文字，简朴干净，清晰稳定。这是一张新闻纸，也是一张历史纸。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文物事业的发展，人们每每可以从《中国文物报》中找到真实可信的记载。他还说，我们是先有报后有社的，报社现在和未来一切发展都是从《中国文物报》开启的，《中国文物报》是我们的核心资源，是我们的立社之本，是我们的镇社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