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李振宁，1953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湖南。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继续在人大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1989年下海经商，1997年创办上海睿信投资管理公司。他在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和《基金法》修订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曾被评为2006年度作出杰出贡献的金融专家，2010年获得中国阳光私募行业贡献金樽奖。 

        6000名考生里的最高分、人大最有钱的学生、中国最早股民中的一员、成立中国最早的私募基金……“李振宁”这个名字上，有着诸多带有“最”字的标签。几十年来，在波云诡谲的资本浪潮中，李振宁始终于中流击水，一手指向财富的增长 ，一手扛起改革的大旗。而褪去这些响亮的声名，沿着时光追溯，李振宁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呼吸、共命运，开始于他踏进人大校园的第一步。 

结缘人大：宝剑锋从磨砺出

1978年到1985年，李振宁在人大校园度过了7年的时光。与人大结缘的这段美好，还得从李振宁青年时的宏愿说起。

特殊的年代背景造就了特殊的一代。1978年考大学的时候，李振宁已经25岁了。25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而且，李振宁当时已经有了9年的工作经验。以实践作基础，他想的多，干劲也足。考大学这事，他一门心思要选个能结合实际的专业，认准了经济学、哲学；学校也必得是名校，人大、北大、复旦、南京、南开，其他绝不考虑。回忆起当年，李振宁的语气里还有着挥斥方遒的意味：“我就喜欢这五个学校，其他的我都不去。要是考不上，明年我直接考研究生”。

然而，现在提起来云淡风轻，考大学对于当年的李振宁来说，可不是件容易事。一方面，受到大环境影响，严格意义上，李振宁只上过小学。9年工作在太行山里的烧结分厂，条件艰苦不说，课业自然也无法继续。三班倒的工作压力下，李振宁硬是靠自学完成了初中、高中，甚至大学一些文科的课程。写作水平全凭自己积累，英语学习也都靠自力更生。马克思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这些经典著作，李振宁不仅自身融会贯通，还能深入浅出地给理论干校的老干部授课。“这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我都是和南开大学毕业的、天津师范大学毕业的讲师，一起在理论干校给老干部讲课。我讲的比他们也不差”。十足的“底气”，源于李振宁的自信，更源于他默默付出的勤学苦练。

基础差之外，李振宁还有着另外的压力：家庭成分。李振宁的父亲当时是化工所第九设计院的院长，专业权威，又是地下党老革命。参与学生运动被捕又被成功营救的光荣历史，在动乱的年代成了说不清的罪证。父亲的问题没有结论，李振宁考大学、入党这样的大事都不可避免受到了影响。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振宁的努力与希冀在1978年开花结果。这一年，高考由地方命题改为全国统一命题。失了先发优势又是一边工作一边备考的李振宁，硬是盖过了厂里不上班一心备考的其他人，在铁厂考区6000名考生当中，以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第一志愿被人大录取。而李振宁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跳跃脉搏，也从这一年起，正式开始了联结。

青春记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回首在人大的校园生活，李振宁首先想到的是同学间的亲密无间。刚刚恢复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那个时候，最小的年龄15岁，最大的32岁，叫三世同堂”， 25岁的李振宁，刚好在中间。

既是“中间”，也是“中坚”。李振宁本科就读于人大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大学四年，啃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块硬骨头。到了研究生阶段，他的眼界放得更宽，为国效力的雄心也更壮。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经济学家不能只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为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不是建设的经济学。所以你得既懂马克思、又懂凯恩斯，这样才能对社会有用，服务我们改革开放”。抱着这样的心愿，李振宁选择留在人大，在西方经济学专业继续深造。

按理说，学习西方经济学，出国留学是不错的选择。事实上李振宁的弟弟妹妹都出国了，李振宁自己也有这样的机会。1981和1982年，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基金会，两次给他奖学金，要他去美国学习，他都放弃了。看似“傻气”的决定下，是李振宁投身时代浪潮的决心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他说：“我是学社会科学的，我得在中国，得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改革已经起来了，我想我不能离开国家，我得在国内。”

三年研究生学习的充实，确不负李振宁当初对自己的承诺。英语成绩优异的他获得了英语免修的资格，他则用这些时间完成了四本书籍的翻译。除了本专业书籍，如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的著作、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文·M·谢弗林的《理性预期》，他甚至还翻译了有关环保问题的书籍。这些翻译，有的是李振宁一力完成，有的则是李振宁主持、几个同学合作。而无论哪种形式，都是新时期里朝气蓬勃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担当，他们太想让中国聆听到世界的声音。

谈到研究生阶段，李振宁戏称自己是“当时人大最有钱的学生”。而实现这一“成就”，竟全靠学术上的努力。除了翻译，他还帮助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做调研。作为调研成果的报告于各大刊物发表，自然有稿费。文章发表后，又有人邀请他去讲解，又多一笔讲课费。作为外国经济学会会员的他，还担任青年编委，参与了160万字的经济学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粗粗算来，三年研究生，李振宁赚了有两万五千多块钱。李振宁笑称自己是“万元户学生”，可这看似玩笑的话语背后，分明是一段奋力挥洒、无悔无惧的青春。

师恩难忘：新枝全凭老干扶

对于青春岁月，除了自己付出的汗水，李振宁对许多给予他帮助的人也记忆犹新。其中，对李振宁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的研究生导师高鸿业。

高鸿业先生是人大的资深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翻译家。自上世纪50年代起，高先生就致力于研究西方经济学说。也因此，高先生成为我国公认的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提到恩师，李振宁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始终跟随着学术的前沿，从未落后于国际思想潮流。在李振宁研究生期间，高老师曾前往美国讲学半年。在美国，高老师能讲授数理经济学这样的前沿内容；而回到国内，高老师又把许多时兴的学派、思想介绍给中国学界。这种沟通中西的宽阔视野，也给了李振宁启发。

李振宁翻译并研究科尔内的著作，就源于老师的鼓励。本来，李振宁就读的专业属于经济思想史范畴，硕士毕业论文也应该从这一领域着手。然而，通过老师读到了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大受启发的李振宁决定把论文题目定为“科尔内经济思想研究”。高老师不仅充分支持，而且亲自对学生们的翻译稿进行校对。翻译要求信、达、雅，学术上要求严格的高老师，直言翻译稿做到了信、达，雅还不够。时隔多年，回忆起这一点，李振宁仍然显出了作为学生的虚心和对老师的崇敬。他说，高老师博大精深，文学功底非常好。翻译经济学的书能让人看了，像读小说一样有味道。而我们当时还是学生，做起翻译来，一是时间仓促，二是水平确实有限，很难达到 “雅”的境界。

校园之外，许多经济界前辈的指导也让李振宁受益匪浅。翻译《理性预期》，李振宁得到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副主编兼经济编辑室主任吴恒康的大力支持。李振宁觉得当时通行的很多翻译不准确，但碍于年轻，又不好贸然进行修正。吴恒康则表现出了绝对的信任，让李振宁放手去做，凡是认为不准确的，都可以大胆纠正。对李振宁翻译出的成稿，吴恒康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翻译稿费给出了每千字24元的高价。而这一级别，已经是当时支付稿费的最高标准。

除了学术研究，李振宁还亲身参与改革实践，协助人大法学院蔡晓鹏及社科院张学军等同学组织了农村市场流通研究小组，借助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平台，为改革建言献策。

改革情结：众物唯革方能成

        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辞职下海投身股市、成立睿信投资管理公司、参与股权分置改革……三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变化的是工作内容，不变的是李振宁非凡的自信和投身中国经济建设的热情。李振宁说自己有“改革情结”，总要做一些事情。这种情结来源于他对经济领域的洞若观火，也来源于他作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责任心。

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大计的李振宁并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2009年，李振宁又参与到了《基金法》修改的工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03年通过，2004年6月1日起施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变化，原先法律中的诸多条款不再适用。作为阳光私募唯一代表的李振宁，成为了《基金法》修法调研组中的一员。于阳光私募领域从业多年，李振宁深刻意识到私募基金要想得到健康的发展，立法问题至关重要。在李振宁的推动下，经过讨论和反复辩论，调研组最终把修法的主要任务确定为私募基金的合法化。通过对《基金法》的修改，除阳光私募外，券商集合理财、公募基金的“一对一”、“一对多”专户也被纳入了私募基金的范畴，私募基金的具体募资形式也得以确定、规范。由此，《基金法》完善了基金行业发展的设计和整体安排，为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打开了空间，也创造了机遇。

为私募基金行业的进步和全面发展倾注全力的李振宁，于2010年获得了中国阳光私募行业贡献金樽奖。颁奖典礼上，李振宁的获奖感言朴实而诚恳。“我觉得能够为行业做一点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作为行业资深人士做一点工作也是责无旁贷，今后也会为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而新修订的《基金法》，也已于2013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揭开了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崭新发展阶段的大幕。

作为经济领域的行家里手，谈到投资多年的感悟，李振宁也强调改革带来的变化。在李振宁看来，中国的市场逐渐规范，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跟世界接轨。通过深港通、沪港通，资本市场实现协同发展。给新兴企业以融资渠道的创业板建立，也是一大进步。 虽然市场还存在着投机性过强等投资理念的问题，但经过持续的治理整顿，从业者的观念已经开始慢慢发生转变。

花甲逢春：与比朝阳光不逊 

1953年出生的李振宁，如今已经过了60岁的年纪。然而，花甲之年又逢春，李振宁心态不老，身体状态也好。他说，人的身体跟以前不一样了。过去60岁已经老态龙钟，现在很多人60多、70多精力仍然很充沛。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热爱运动，而且朝气蓬勃。 “我现在打乒乓球3个小时不下台子的，T恤可以换好几件，比年轻人还厉害，一般都是得三四个人陪我”。

投资行业不大受年龄限制，也不大受制于其他环境因素。从1997年一手创立上海睿信投资管理公司到今天，李振宁已经在私募基金行业的前线坚持战斗了20年。在这20年中，公司一步步发展壮大，李振宁的投资理念一直很坚定：追求价值投资。当然，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他也注意价值投资和趋势投资相结合，但总的来说，价值投资还是首位。对于自己的思路，李振宁把它形象地概括为“巴菲特加索罗斯”。坚持投资好的团队、好的行业，加上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李振宁就这样带领公司，从一个成功走向下一个成功。

褪去行业领导者的身份，作为人大校友的李振宁，始终是母校孕育的孩子，他也始终心系着母校。从中国人民大学上海校友会正式成立至今，他已经做了十年的会长。这个会长，他做得尽职尽责，不仅为校友活动提供场地，而且每年提供100万元的资金赞助。在他的组织下，上海校友会搞的红红火火，在校友会网站注册的校友就有2500多人。每年的活动形式多样，既有应时当令的迎新会、春节团拜会、中秋歌会，又有关注行业发展的经济类研讨会。校友会还下设了许多分会和俱乐部，合唱、舞蹈、书画、摄影、网球、羽毛球，既照顾到了校友们的不同兴趣，又促成了各个方面校友们的沟通。这几年，与时俱进的校友会还做起了微讲堂，通过网络，给校友们创造交流的机会。李振宁做了很多，然而归结起来，他的愿望很简单：“校友会，主要还是校友联谊的组织，互相有所帮助，大家有一点回家的感觉”。

人大校友、商人、改革家，不同的身份汇聚出了如今的李振宁。谈到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成绩，李振宁总喜欢用“做些事情”这样朴实无华的言语概括，然而语气里满载自信。年龄与磨砺，给了李振宁举重若轻的人生态度；而心态与信念，让李振宁长保意气风发的活力。

采访/孟繁颖   文/董静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