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俞乃蕴丨人生得一良师足矣——走近冯其庸教授
发布时间:2021-09-13 | 编辑:alumni | 媒体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网 | 浏览次数:0

感恩·教师节

编者按:

鲁迅先生曾送给瞿秋白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俞乃蕴校友认为,这句话颇富哲理,睽隔多年,仔细想想,人生得一良师足矣!

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让我们走进俞乃蕴校友的回忆,一同怀念他的良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身”

冯其庸先生是建国初期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最早崭露头角的是京剧评论。他以研究《红楼梦》而著名于世,他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等二十多种专著,以及他主编新校注本《红楼梦》、《红楼梦大辞典》等书,饮誉海内外。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组长李一氓曾撰文指出,冯其庸主持的《红楼梦》新校注本,是古典作品整理与校注的典范。据称,这部书已发行数百万部,影响很大。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我清楚地记得,这是四十五年前,冯其庸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讲的话。这是一把教导我们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也是勉励我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积极进取的启示,虽事隔多年,我仍记忆犹新。在我的儿子离开合肥赴京工作的时候,我还把冯老师这句话,作为临别赠言。有次,我和冯老谈起这一情况,冯老笑着说:“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我最近和两位博士生交谈时,还说了这句话嘞。”

当年,冯老给我们讲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时期一直讲到明清小说,纵横五千年,可谓洋洋大观。给我教益最深的:一是,从中国文学史上,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现状和文化的源流上、深刻剖析了历代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为我们清晰地勾画了一个轮廓,也为我们今后的学习研究架设了一台“望远镜”,这有助于把握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趋向;二是,从文化的底蕴上,结合讲解了文学与戏剧、绘画、金石、书法诸方面艺术的融汇与渊源,给我的印象是:如入胜境,别有洞天;三是,他避免了烦琐的考证,作了许多纵横交错的对比阐述,也概述了一些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奉献给学生,扩大了我们的视野。

冯老师比较注意我们这批学生的特点,或者说“受众”的需求吧。我们这批学生都是来自各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大家的事业心都很强,学习挺努力。冯老在讲《史记》时,联系“人物通讯”的采访写作,分析了人物刻画的一些特色,特别讲到《史记》“列传”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些手法,如在纷繁的军事、政治等活动中,在事件发展的始末中,在众多人物活动的相互辉映中,多方面展示人物的性格等等,说得非常深刻,颇具卓见。这给我启示很大:要汲取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要像铸造“合金钢”那样,不断提高自己的新闻写作技巧。

有一次,我在校园中偶遇冯先生,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他,并就《左传》中的《曹刿论战》、《郑伯克段于鄢》等篇,联系新闻导语、标题的写作,以及就《战国策》的论战艺术与新闻评论的写作所作的一些初步探索与想法,向老师请教。冯老师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与赞扬。我毕业以后,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我在《新闻战线》上看到冯老论述有关《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的大作,捧读再三,获益匪浅。

在学校里,有几次活动,至今还有些印象,偶一忆起,涛声依旧,恍如昨日。

到北京展览馆参观齐白石画展,冯先生边看边讲,从白石大师的画风、画技,谈到吴昌硕、石涛等人画派的形成与发展。齐白石有一幅《蛙声千里出山泉》,画面上只有几只小蝌蚪,在山泉中回游。齐白石的题款,却把蛙声点了出来,真是“人入其内,出乎其外”,冯先生站在这一幅幅画前,向我们讲述了国画的墨趣和书法、金石艺术的和谐统一、相映成趣的艺术。这是我第一次国画艺术欣赏,印象特深。

在前门外的一家剧院看昆曲。我们班去了好几个人,冯先生边看边讲,既是剧情的讲解,又是精彩的剧评。我坐得离老师隔两三个座位,为了不想漏掉“画外音”,耳朵真是忙不过来了。

丁酉除夕小酌辞岁。除夕那天晚上,班上几个同学在食堂打了菜,还上街买了一些卤菜和酒,邀请冯老师来小酌。冯老师在酒酣耳热之际,要了一张学校印的包书纸(当时也实在找不到宣纸),作了一幅《寒梅图》。那遒劲的躯干,挺拔的枝桠,朵朵梅花,缀满枝桠。他在画上题道:“一九五七年除夕,与一年级三班诸同志欢度寒夜,迎接新春,书此以志。”画面留下一大片空白,让我们这群来自新华社、《湖南日报》、《黑龙江日报》、《湖北日报》、《工人日报》、《甘肃日报》、《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以及其他地方报社的16位同志,一一签名留念。事隔多年,我曾作了一首七绝,以纪其事:“卅年风雨觅诗魂,一幅寒梅意趣真。遥忆京华除夕夜,欢声盈耳酒犹温。”八十年代初,冯其庸应邀到安徽合肥讲学,我去江淮旅社看他,特地把这幅《寒梅图》捎去给他看,他边看边说:“啊,我想起来了,那时还在海运仓吧!”在这以后,我赴北京开会,总是抽空去铁狮子1号看望他。

纵横笔阵忆丹青

2001年4月,我客居美国弗吉尼亚时,当年的同班同学、资深编辑丘集群兄从渥太华发来了e-mail说:“我在4月4日的网上看到一条新闻,说冯其庸老师最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又举办了个人书画摄影展。八十多幅作品中,大多数是他到新疆考察丝绸之路的摄影作品,北京艺术界、学术界人士评价很高。可惜我在网上没有看到那些作品。冯老在京举办书画展,据我所知,这已不是头一次了。1998年初夏,他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书画展,还寄给我一张请柬。当时,我正寓居北京百万庄,来往中国美术馆门前许多趟,就是不知道这一讯息,失之交臂。直到离京返合肥后,才看到请柬,连忙给冯老打去话,既表示谢意,又表示歉意。

据媒体报道,冯老这次书画展,“是真正的文人画展,是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一幅全长近四米的《正气歌》。写得非常有气势,有堂堂正正的感觉”;在三十多幅山水画中,《黄山大雪图》《梦中太湖图》,还有多幅他经常画的葫芦、紫藤、芭蕉、荔枝等,或大气磅礴或生趣盎然,各具特色。他在八尺四条屏秋景山水中题诗曰:“玉堂相见老东坡,一叶扁舟万顷波。宦海远比沧海险,清风明月小舟多。”在展品中,还有冯老用毛笔朱墨两色抄写的《红楼梦》庚辰本的部分手稿。这一不寻常的书法作品,引起了学术界有关人士的广泛注意。我在想,冯老的大著《论庚辰本》,大概也是由此而诞生的吧。书画界对这次展出评价甚高。文物鉴定家史树青说:“冯其庸的山水画是文人画、学者画,心到笔随,给人一种宁静感。”沈阳历史文物鉴定家杨仁恺说:“冯其庸书画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他走了千山万水,把它溶化在书画中。因此,他的画挥洒自如,极富意境。”

在我的书房里,一直挂着冯老于1982年11月为我作的《秋深图》,冯老题款云:“与乃蕴同志别已二十三年,壬戌秋深,京华重逢,不胜今昔之感,即以此画为赠,藉记岁月云尔。宽堂附识。”画上“闲愁最苦”和“思君如流水”的闲章,也颇耐人寻味。我经常对画凝思,那洒洒几笔勾勒的葫芦和那两三根枯藤的环绕,给人以神韵。我在想,秋已深矣,果已硕矣,先生在经过漫长艰辛的跋涉以后,不也是硕果累累么!这是现实生活的刻画,也是他人生轨迹的反映。

大约是九十年代初,我去北京全国政协开会。一天,我去铁1号拜访冯老。冯老问我:“刘海粟先生可来了?我想去拜访他,他住在哪里?”我说:“我从电视上看到他了,他属于文艺界的委员,打听一下就知道住所了”。冯先生说:我写个信给海老,你先去联系一下。”这时,冯老就挥毫作“八行书”了。我趁此机会浏览了“宽堂书斋”的藏书。冯老把信写好后,我朝上衣口袋一放。回到宾馆一看可真傻了眼,信上写着:“海粟大师钧鉴,欣闻命驾京华,今特请乃蕴兄专程拜谒……”怎么这样称呼我呢?这也不好再去更改了,深感不安。

隔了一天,我去京西宾馆“专程拜谒”刘海老。那是一个套间,刘老夫人夏伊乔陪三四位客人在客厅聊天。我呈上冯老的“八行书”,老夫人即陪我进了里间。这时,刘海老已年逾九十,耳聪目明,气色很好,正伏案看什么材料。刘老一边看信,一边问我:“冯先生和您是……?”我连忙回答:“冯先生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他教我们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前后四个年头,我们师生很熟悉。”

“啊,那是冯先生的高足了。”

“不敢,冯先生是名师,我非高足。‘名师出高徒’这句话,对我来讲不大合适。”

刘老在一阵爽朗的笑声以后,盛赞冯其庸:“冯先生是大学问家、书法家、诗人、画家、红学家,文章好、字好、画好、人品也好。”他说:“本来我约他合作一幅画的,看来这次不行了,明天,我就要回南京了。”说着,指了指桌上放着的飞机票说:“飞机票都买好了,请你跟冯先生说说,很是抱歉,下次我们再找一个机会合作画画吧。”

握别时,刘老一直把我送到门外。

我后来获悉,直到1993年11月,刘海粟与冯其庸在香港刘老的寓所“海棠阁”画室,合作了一幅葡萄,才了却了这段墨缘。

1993年10月,冯其庸赴香港主持“红楼梦文化艺术展”,特地拜访了海老。开始,海老画了一幅泼墨牡丹,冯老画了一幅古松,并赋诗祝海老百寿:“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之后,冯老在一张六尺宣纸上,以他以前在新疆看到的年结葡萄500公斤、有250年寿命的“葡萄王”作模特儿,挥毫作画,画完了枝干,又添了一些葡萄和叶子,然后请海老命笔。画家常说:“大胆落墨,小心收拾”。海老端详了一会儿,挥动巨笔一收拾,满卷葡萄立刻呈现出勃勃生机,充分显示了点化之功。

题款了,海老稍一思索,援笔疾书:

泼墨葡萄笔法奇,秋风棚架有生机。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四日

冯其庸

刘海粟

冯其庸感到海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后边,不该如此。海老说:“是我题款应当先写你的名字。”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冯老印象很深。

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电视台以及许多报刊的记者,均先后作了报道,成为香港文坛的一段佳话。

万里跋涉 万卷书成

2000年9月,冯老应邀来合肥鉴定古代书画,下榻于梅山饭店。一天,他请摄影家袁廉民约我去聊天。他问我有什么趣闻。我说有三条关于您的新闻。他一惊:“是我的新闻,那请你说说。”我说:“一是据报载,你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书法艺术博士答辩委员会主任。冯老说有这回事。中国书法艺术作为一门学科,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欧阳中石先生邀请我参加答辨委员会,并一定让我担任主任。中国书法艺术,中国人应具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培养出高水平的硕士、博士。二是我听广播说,你搞清了“丝绸之路”的路线。这好像属于我国考古的一大成果。冯老说,不是丝绸之路,是唐僧玄奘从西域取经回来的路线,报上已经登过了。三是在安徽省博物馆附近的一家书画店,看到出售你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一幅国画,标价二干八百元。”冯老说:“这样的画我先后只画过两张。上次北京也在出售,他们让我去看看,我一看原来是赝品。”

我们的话题就从冯老七去新疆说起,我的思绪也就萦绕在天山南北之间了:

冯老在年逾花甲以后的十年时间里,七次深入大西北,涉流沙、越大漠、过达坂、登雪域,上达海拔近五千米的红其拉甫,下到海平面以下154米的吐鲁番艾丁湖,饱览西陲风物,探访千年古迹。特别是他在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山口,亲自验证了《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发现并确认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入境山口。这一新的研究成果立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还在玄奘路经的古城——高昌、交河故城作了五次寻访,在位于疏勒河畔的玉门关和汉代储备军需给养的河仓城,考察了历史的陈迹。为调查玄奘当年出境的路线,他来到了别迭里山口。冯先生说:“到目前为止,玄奘取经的路线,在国内部分(主要是甘肃到新疆的部分)基本上都清楚了,能去的地方也都去了。楼兰、罗布泊当然不容易进入,目前还没有去,但我很希望去,不愿留下空白。”先生还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选编为大型图片集《瀚海劫尘》。

后来,我看到冯老在《瀚海劫尘·序》中有一段可以说是“形神兼备”的描述:“我在库车,尽情饱览了古龟兹国的风光,玄奘西行途中曾在此停留六十余日,以待凌山雪消。龟兹古盛伎乐,至今我们还可以从克孜尔千佛洞得到印证。龟兹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特异的山,有的似惊涛,有的似巨刃,有的似仙宫。其色彩斑斓,要不是亲自去观看,就不会知道世界上有如此奇特的山,我曾题诗云:“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冯先生那里有一串数字可作印证:1970年以来的30年间,冯先生游历了祖国名山大川。五岳除南岳已到了跟前,因雪深无法登山,未能上去外,其余四岳数度登临;黄山去过六次;天山登过两次,还到过阿尔泰山、帕米尔高原、祁连山、塔里木盆地、天山一号冰川、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可以说是“看尽江湖千万峰”了。1992年5月,冯老登上了四川松潘地区海拔四千多米高的岷山高峰,看到了茫茫雪景。又游历了海拔3200米的黄龙寺。冯老说:“黄龙寺的景色,包括登黄龙寺山行所见,是我平生最赏心处。”他曾作了首绝句:

人到黄龙已是仙,劝君饱喝黄龙泉。我生到此应知福,李杜苏黄让我先。

冯老西行返京后,还把这首诗写成一条幅寄给了我。

他还专程到了曹雪芹的祖籍辽宁省辽阳市,到过通县的张家湾,目验了曹雪芹的墓石及曹家当辅旧址等等,拍了许多照片,搞了墓碑拓片。

冯老除了欣赏名山大川的自然景色以外,还喜欢做历史地理的调查。他曾以《史记·项羽本纪》为依据,调查所记的地名及其地理位置,以增加他对古籍的历史实感。在这方面,冯老有其独到精辟的“读书心得”。读书既要懂得分类来读,又要懂得连类来读;分类是通读专史、专书,连类是读通史、综合史;分类是竖读,贯通其经,连类是横读,贯通其纬。凡书,都有其独到之处,也必有其不到之处,吾取其独到处,而知其不到处,取其独到处,则知有所得,知其不到处,则明以谋补也。

这些实地学术考察,既扩大了先生的视野,也丰富了学术研究成果。这些年来,先生在“红学”研究上开拓的新的历程,是与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走出书斋,实地考察,“入虎穴,得虎子”,让实践的真知与科学的论述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冯其庸先生学术研究一大显著特色。

“不有艰难,何来圣僧”。为学若能终身如此,则去道不远矣,为人若能终身如此,则去仁不远矣!我想,这是冯先生的为学之道,也他人生的写照。

冯先生在人品和文品上,不仅有艰辛的跋涉,还有着壮阔的襟怀。

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1980年6月“首届国际红学会”在美国举行,冯其庸出席了这一盛会。有次,一位来自海外的学者,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他引述了一些讹传的资料,论据不确,论点当然也站不住了。散会后,冯先生登门拜访了这位学者,他首先表示自己在学术资料的交流工作上做得不够,有些资料不能及时为海外人士所了解,以致影响了先生的红学研究。这位学者听了冯老的简介,又看了一下资料,当然很高兴,也很感谢。事后,我跟冯老说起这件事,笑着说道:“你真的可以当统战部长了,做到了扩大团结面,多交了朋友。”冯老说:“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不够,有些资料他们看不到,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现在我和这位学者关系很好,去年他来北京,我们还在一起畅谈哩!”

在这里,“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一句老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面对这一切,我似乎看到了浩瀚大海的襟怀,也听到了惊涛裂岸的声音!

 

冯其庸

 

冯其庸

(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市前洲镇人。中共党员。著名红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画家。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2015年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7年1月22日12时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017年5月,当选第27届全国书博会“致敬读书人物”。

 

(本文原载《人物》杂志2001第12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1956级新闻系校友俞乃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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