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秋，崔林、詹长智、乔晓春、姚辉和我5人一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当时人大人口所在业界是“扛大旗”的，国内人口学界只有六位正教授，人大人口所就占了五位（刘铮、邬沧萍、查瑞传、林富德、侯文若），还有一位是北大人口所的张纯元教授。与强大的教授群体相比，人口所的研究生队伍太弱小了。人口所当时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79年招了两位（周希璋，李荣时），1982年招了一位（徐勤），1984年招收最多，也只有五位，而其他的系（所）动辄招收二三十位硕士生、博士生，还有几十位研究生班的学生（学制两年）。经济类的系（所）研究生每周两次上大课（《资本论》）时，计划、经济（又分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劳动经济……）等大系（所）的学生在阶梯教室随便一坐就占了一大片地方，人口所的五位学生即使坐在一起也不显眼。

当时和人口所研究生一起上社会经济统计课的有XX所的研究生（照顾他们的面子，我就不把这个所的名字说出来啦）。他们有二十几个人，仗着人多势众，又是个老牌的研究所，根本没把我们人口所的五个人放在眼里（好像也没把人口所放在眼里），和我们说话总是那么趾高气扬。

开学大约一个月，一天下午，人口所林富德教授为我们两个所的研究生搞人口统计讲座，介绍人口普查。林老师只讲了一小时便安排大家看关于人口普查的一个录像资料。看录像？在哪里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录像机，不知道到哪里看录像，估计听课的学生中绝大多数人跟我差不多，也是满腹疑惑。林老师很随意地说，就在人口所的资料室看，只是资料室面积不大，今天人有点多，可能坐着有点挤。

林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到人口所资料室。那间屋子的确不大，中间放着几张桌子，桌边还堆着七八个大纸箱。林老师指挥学生把这些大纸箱码放在墙角，腾出些地方，把几张桌子拼成一个长条桌，再从周边的办公室搬来一些凳子和折叠椅，师生约三十人围着长条桌坐下，挤得满满的。估计XX所的学生对人口所这般拥挤、憋屈的办公空间感到非常不适应。

林老师很熟练地打开录像机、电视机（放在长条桌的一端）播放录像。这是联合国人口司制作的介绍人口普查的资料片，因为是英文原版，林老师不时解释一下。资料片时间不长，大概半个小时。我不太清楚大家对资料片的内容是不是都看懂了，至少我似懂非懂，不过，五光十色的域外风景和肤色相貌服装表情各异的外国人，确实让所有人大大地过了眼瘾。

看完录像，大家拥挤着往外走，人口所的同学留下来收拾房间搬板凳，XX所也有几个同学帮忙，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这箱子里放的是什么东西？”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刚才进屋的时候林老师指挥大家码放到墙角的那几个“大纸箱”，这几个没拆封的纸箱子外面印着一行行的英文字，就算外语水平再差，“Made In Japan”、“TV”和“SONY”这几个单词大家还是认得的。XX所的一个同学指着箱子问资料室的徐思莲老师：“这些箱子里面装的都是日本的大彩电？”徐：“是啊。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给的。”问：“这么多箱子都还没有打开？”徐：“是啊，你们都看见了，这屋子这么小，这些东西都打开哪儿放得下呀？”听到徐老师把当时市面上花几千元钱也买不到、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见过的18吋日产大彩电随意地说成“这些东西”，再仔细地数一下，墙角堆放的“这些东西”和其他类似大小的未开封的包装箱（装的是录像机、复印机等）竟然有十几件，发问者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徐老师随手指了一下旁边的书柜，“还有这么多录像带呢，都是外国送的，你们下次找时间再来看吧。”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五个人明显感觉到，XX所的同学对我们的态度友善多了，甚至有些谦卑。还有人问我们：“林老师什么时候再安排去你们人口所看录像啊？”看来，好似废品一样堆放在人口所资料室的那些没开封的贵重进口电器把他们“镇住”了。

其实，不只是资料室的“那些东西”没有开封，当时联合国人口基金送给人口所的绝大多数设备都没有开封，更多的东西堆放在另一个房间里。不久，联合国人口基金派员来人口所检查捐赠设备的使用情况。为了应付检查，人口所向学校借了一个大房间（在另外的一个楼），要把设备摆放出来。我们几个研究生去帮助搬运设备到借来的房间里，打开包装，把各种设备“安置”妥当，让这些设备处于“工作”状态。在一间类似“仓库”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更多的“那些东西”：几乎半面墙垒放的都是日本的原装大彩电，估计有二十几台，都没有开封；还有两台进口的16毫米电影放映机，还有很多“宝贝”我们甚至叫不上名字（比如，有一台体积与大彩电相仿、专门用来拍摄缩微胶片的照相设备，资料室的王瑞玥老师用它把人口所收集的各种资料都拍成了缩微胶片保存起来，还有一台设备与之配套，专门用来阅读这些缩微胶片）。乔晓春以前组装过电视机，也放映过电影，看到本文的初稿，他回忆说，“我读研究生前使用过8.7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见过16毫米的，但没有用过。所以对那两台进口的16毫米电影放映机印象极深。”

看到人口所“兴师动众”地搬运、安装进口设备，周围系（所）的学生们议论纷纷，羡慕极了，对我们人口所研究生的态度也热情和尊重了许多。崔林同学（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感慨又不失幽默地说：“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

既然所里有那么多台彩色电视机闲置，我们几个同学便找到办公室的王子云老师，恳求所里把一台大彩电放在研究生宿舍，让我们看电视。王子云老师坚决不同意，毕竟当时还没有任何一间学生宿舍里有电视机，更何况是公家的大彩电，王老师的理由是：第一，看电视可能影响学习，不光影响你们，可能还会影响周边宿舍的同学；第二，使用不当，可能把电视机搞坏了；第三，万一被别人偷走了呢？而发生了第二、第三种情况，你们赔得起吗？（虽然我们五个人都是从工作岗位考入人口所的，带薪读研究生，每月工资56元，但毕竟18吋进口大彩电售价好几千元呢。那时候，即使在城里，多少家庭连黑白电视都没有，就是我们这些研究生，也没有把大彩电当作“家用”电器。）我们向王老师逐条解释，努力打消她的顾虑：第一，不告诉周边的同学我们宿舍里有电视，我们有自制力，每天只看《新闻联播》，不看其他节目；第二，乔晓春懂电器知识，组装过电视机，知道电视机如何使用，一定不会搞坏的；第三，这么一个沉重的“大家伙”谁敢偷？即使偷走也搬不出学校的大门呀。崔林和乔晓春还讲了一个道理：电子产品如果平常不使用，元器件容易老化，使用本身就是保养。这么贵重的大彩电，过几年就要报废了，这可是极大的浪费呀。（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摩尔定律，但多少也讲出了电子产品定期更新换代的理念。）我们的真诚和道理打动了王老师，她答应“考虑一下”。我们几个又“趁热打铁”找所长刘铮老师，刘老师爽快地同意了。王老师反复叮嘱我们“不要声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低调”）。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我们几个男生悄悄地把一台大彩电从人口所资料室搬到了学生宿舍。

我们的宿舍在学7楼一层楼的最西端，宿舍楼入口在东侧，人口所的四个男生和清史所的周源每天沿着黑黢黢的楼道走到尽头（崔林、詹长智和我住一间宿舍，乔晓春和周源住在对门）。即使在这样“偏僻”的地方，想隐藏一个“能说会道”的东西也根本做不到！没过几天，学7楼宿舍的研究生中就传开了：“人口所研究生的宿舍里有一台大彩电。”原先我们每天晚上9点雷打不动地收听电台“Radio Beijing”的英语“新闻播报”，现在又加上雷打不动地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每天晚上7点都有其他系所的同学来到我们宿舍看《新闻联播》。

应当说我们是严守对王子云老师的承诺的，不过快到放寒假时，女同学姚辉提出：“所里的电视机平时放在你们男生宿舍，你们天天看，寒假的时候能不能让我把电视搬回家去看呢？”姚辉当时刚结婚，丈夫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研究生，单位给他分了一间平房，平时他们各自住在学校学生宿舍。对于姚辉的“请求”，大家最初有所顾忌，因为把公家的大彩电运出学校，如果被发现，可能会有麻烦。犹豫了几天，同学情谊最终占了上风。又是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我们悄悄地把这台大彩电运出校门（好像是驮在自行车后面），送到姚辉家里。春节后开学了，又把这台“家用电器”搬回了学生宿舍。

除了《新闻联播》，在近三年时间里， 84级的一大群男研究生用这台电视机收看的节目基本上是足球赛。最令我们难忘的是三大“赛事”。

第一是每年初冬的丰田杯赛。这是当年的欧洲俱乐部联赛冠军队和南美洲俱乐部联赛冠军队的一场争霸赛，展示两大洲最高的足球水平，观赏性极强。

第二是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与香港足球队争夺世界杯预选赛小组出线权的比赛。在那个细雨蒙蒙的晚上，中国足球队在主场以1:2败给香港足球队，现场的球迷接受不了这个冷酷的结果，失望和愤怒转换成了一些人的疯狂打砸，酿成中国足球史上的“5.19事件”。当晚的电视当然没有转播工人体育场周边打砸的画面，但当时我们宿舍里沮丧和恼怒的气氛恐怕不亚于工人体育场。万幸，我们的电视机没有“挨打”。

第三是1986年夏天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这是广大球迷期待已久的重大赛事，也是中国第2次转播世界杯的全部比赛。像全国球迷一样，周边宿舍的若干同学早早就盯上了我们宿舍的这台大彩电，许多人刚一入夏就打听，“你们宿舍怎么观看世界杯赛？”因为时差的关系，现场比赛的时间刚好是上午上课的时间，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并不多，大多是安排在比赛日当天的晚上播放比赛的录像。每天从下午开始，就陆续有人搬着椅子到我们宿舍来“占位置”，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的宿舍已经没有“空地”了（桌子已经搬到了对面房间），连上层床铺也被“预定”了。有人担心我们宿舍的人锁上门去吃晚饭，他们预定的位置“作废”，就主动提出帮我们到食堂打饭，或者干脆买几份饭送给我们吃，搞得我们几人很不好意思。小小的一间宿舍，三个人平时在屋里活动就几乎转不开身来，而世界杯赛期间，屋子里每天晚上都要挤进二三十个人。我们的宿舍在一楼，为照顾到更多的观赛球迷，我们把窗户打开，于是窗外露天又高高低低站了十几个人（有人站在凳子、椅子上），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有一天下雨还刮着风，可一丝雨花也没飘进屋里。世界杯比赛前后持续近一个月，每天晚上直到第二天凌晨，我们宿舍屋里窗外热闹非凡，叫好声不断，当然也少不了争执，包括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怎么用“上帝之手”创造了进球奇迹。每天凌晨，电视转播结束，所有看球的人对人口所84级的研究生千谢万谢，约定“今晚再来”！

毕业后我们的研究生宿舍楼变成了年轻老师的宿舍楼，乔晓春同学留校，电视机就留给了他。乔晓春说，“我还在楼里住，楼里的青年老师仍然来我这里看电视。再到后来，有一位老师自己买了电视机，好像没几天就坏了。他来我这里抱怨说，你看你们的电视机，谁进来都会把所有的台从头到尾按一遍（当时电视机是按钮式选台），用了这么多年都不坏，可我买的国产电视机，刚买几天就坏了，还是进口电视机质量好。”直到搬离学校，乔晓春才把电视机还给所里。

崔林同学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们的宿舍在学7楼一层的最里面，如果没有大彩电，有谁会‘造访’我们人口所研究生宿舍呀？” 的确，这台大彩电为我们人口所84级研究生不止带来资讯和欢乐，更有尊重和荣耀。

后记：2020年11月26日早晨听到球星马拉多纳去世的消息，我不禁想起了1986年观看世界杯足球赛转播时，研究生同学争论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创造奇迹的情节，由此想到曾经为我们带来欢乐和荣耀的那台大彩电，于是写了上面这篇短文。

感谢崔林、詹长智、乔晓春、姚辉四位同学帮助确认史实并做了补充。

本文作者王谦，1984-198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人口学专业，获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