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1937年陕北公学初创以来，历经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到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人民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始终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职责扛在肩上、举过头顶。

值此85周年校庆之际，校友会特推出“校史回顾”栏目。与校友们一起，在重温学校发展历史的同时，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始终做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保持“第一所”的政治底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旗帜。

1 陕北大学，还是陕北公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地区、南方多省的高校或沦为日军兵营，或毁于轰炸，幸存下来的高等院校寥寥无几，办学举步维艰，师生几无容身之所，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重大打击。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张。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实际行动的感召下，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陆续抵达陕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相继提出要提高国民教育素质、引导全国青年参加抗战的建议。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部分党内知识分子在苏联接受高等教育后回到延安，也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在陕甘宁边区创办高等院校，自办教育事业，号召和吸引青年投身抗战。

教育事业不可一刻延缓

在抗战的烽火中，中国共产党率先认识到了抗战教育的重要性。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就已经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一时期，兴办学校、开展干部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之一。

自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擎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推动了全民族的觉醒与团结，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随即成为抗战的精神“灯塔”。据成仿吾回忆，“卢沟桥抗战开始以后，全国青年学生来的更多了，他们首先从华北方面大批涌进来，接着就是从全国各地像无数的点线一样继积不断地进来了”。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华人中的许多先进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都把希望寄托在延安，像潮水一样纷纷涌向这座陕北小城，正可谓“天下人心归延安”。

创办新学校势在必行

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给边区带来了新的力量，也带来了更大压力。为了满足前来延安求学的进步知识青年的需求，边区政府在抗日军政大学增设了第四大队，专门招收从国统区、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最初只准备接收 200人，但到后来却吸收了700多名学员，远远超出了抗日军政大学所能容纳的学员量。即便如此，每天仍有大量的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延安的两所学校都不具有普遍的国民教育性质，无论是培养军队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还是培训高级党政干部的中央党校，都无法契合各个群体不同的教育素质与求学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在延安的中共四老——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以及张闻天、李富春、李维汉、成仿吾等热心教育事业的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延安创办一所面向进步青年的社会性大学。陕北公学的建立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生的新公学

最初，中共中央计划将学校命名为“陕北大学”，希望将它办成—所全日制的国民教育性质的普通大学。由于办大学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的许可与经费支持，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在延安地区创办一所大学”的申请。但国民政府不予批准，以“陕北已有抗日军政大学，无须再成立高校”为理由拒绝。

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考虑到不断涌入延安的渴求知识与真理的求学青年，中共中央指明，“我们不能被蒋介石捆住手脚”。为了突破办学存在的重重阻碍，中共中央决定退一步，仿照大革命时期在上海开办中国公学的经验与方式，将学校名称改为陕北公学。此举既避开了国民党的钳制，避免了国民政府以“破坏抗战政策”为名非难中国共产党，又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发展抗战教育的决心，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教育传统，延续了中国公学之精神，“符合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此外，“公学”二字还体现了中共对学生群体多样性的考虑，正如李维汉所说：“我们的学生，并非是中学生进大学，实际上留学生、大学生、中小学生都有，叫公学，更符合实际，学生们也都满意。”

事实也的确如此，陕北公学的招生简章中强调“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皆可报考。”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汇聚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为着点燃熊熊的革命烈火而携手奋进。这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缩影，也正是陕北公学创立的初衷。“陕北公学”四个字，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力量所作的卓绝努力。

陕北公学旧址风貌

2 1800元办学费

定名陕北公学后，国民政府有了免于向边区政府增拨教育经费的正当借口，使得诞生之初的陕北公学面临着经费短缺的困境。

筚路蓝缕启山林

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创办陕北公学，委托林伯渠、吴玉章(当时在欧洲进行抗日宣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等热心教育事业的同志进行筹备。1937年8月初，筹备委员会成立，成仿吾任主任。筹备员会推举成立校董事会，校董事会的主要职责便是筹措办学经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教育事业所需要的资源极其匮乏，边区当时的军用、民用物资严重不足，想要拿出大量经费来办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与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奔走下，陕北公学的筹办工作一点点推进着。中共中央委派李富春具体负责筹办工作，并任命时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的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

陕甘宁边区政府从物质上给予了陕北公学极大的支持: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拨给陕北公学1800元法币作为开办费，还按照优待学校的通例，每人每月发给菜钱7分(党政各机关通常每人只有4分)，加上饭费、津贴、医药、办公、杂支各项，平均给每人每月拨6~7元钱。陕北公学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诞生了，并以顽强的生命力茁壮成长。

好在边区物价不高，没有通货膨胀现象，1800元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但爱国青年的大学，它就显得杯水车薪了。同时期国民政府统辖下的高等院校，一名教授的月薪就高达数百元，而陕北公学却需要用 1800元完成建校舍、聘教员、置办教学设施等任务，确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使小钱、干大事

如何“使小钱、干大事”，用紧张的办学经费为抗战培养、输送人才，对陕北公学的负责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学校管理与教育人员奇缺，各项事务极为繁重。成仿吾用“白手起家”来形容初建陕公时的困难，“一无干部，二无校舍，而学生却源源不断地到来。接待工作很繁重。我们只有一边接收学生，一边调配干部，建立领导班子”。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建校舍，陕北公学全体师生在成仿吾等校领导的带领下自力更生，共同参与劳动建设，挖窑洞建校舍，到田间地头开荒劳作。

陕北公学校舍窑洞内景

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陕北公学初步建成，但除了筹委会的几人外，陕北公学连正式教员都还没有。迫于压力，成仿吾给毛泽东去信请求增派领导骨干和教员，毛泽东见信后对此极为重视，表示要“全力支持”，当即从红四方面军调来数十名干部和一批战士协助参与筹建工作。这些人成为陕北公学最初的骨干。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地下党，指名要求将何干之、艾思奇等人调到延安，出任陕北公学的政治教员。其后又逐步请来一批教员，包括从国统区来的学者何思敬、吕骥、李凡夫、张如心、李培之、林里夫、李唯一、贾克、徐冰、杨松、何定华、陈唯实、王观澜、毛齐华、李舜初……在创建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陕北公学在中共中央的全力力支持下建立起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成为当时中国西北人才荟萃的地方。

古人有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就在这个虽然艰苦，但山水聚汇的地方，诞生了一所崭新的革命教育学校，她凝结着中共中央领导人与陕北公学全体师生的关爱和期待。

翻开教育新篇章

为扩大陕北公学的影响，吸引更多热血青年投身革命，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的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在报纸、杂志上刊登陕北公学与抗日军政大学联合招生的消息，并提供必要的条件帮助全国进步知识青年来延安求学。

1937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可介绍最好的学生三十人来陕北公学，贫苦的可免收学费。”同年 12月，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又致电罗炳辉、董必武、周恩来、叶剑英等，表示考虑到南方学生人数少，可以不必考试、不必出具介绍信，“凡纯洁、坚决、吃苦耐劳者不拘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均可北来入学”。电报还具体说明了从哪些路线走、如何能够到达延安，要求各地同志告诉准备来延安的学生，“保证入学，来此不拒，一律收容。学习时间三个月至六个月。毕业后工作可自由选择。愿回家者，路费由学校发给”。一时间，全国青年纷纷涌向了延安这座革命熔炉，在陕北公学开启了人生的全新篇章。

陕北公学入学介绍信

“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大会隆重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陕北公学并发表讲话，指出陕北公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抗日先锋队。他向陕北公学学员发起号召:“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陕北公学这方土地既没有充足的粮食，也没有宽敞的校舍，但她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全体师生的努力下，点燃了一簇又一簇年轻的革命星火，绽放了足以燎原的万丈光芒，也掀开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教育的全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