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成立之初就鲜明提出要培养“革命的先锋队”，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培养“万千建国干部”，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培养“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再到新时代提出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人民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栉风沐雨、砥砺前行，85年来始终不变的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展现了“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党的关怀下发展壮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一定要把这一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传承好，守好党的这块重要阵地。要加强对校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党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激励广大师生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值此85周年校庆之际，校友会特推出“校史回顾”栏目。与校友们一起，在回顾学校办学实践的历史传承和时代光荣的同时，理解人民大学85年历史中体现的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探索和实践，共同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我们的自觉追求。

1 革命之花从延安开到旬邑看花宫

陕北公学分校旧址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日渐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改变了既定的侵华方针，对国民党以诱降为主、进攻为辅，而将主要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企图以此来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此时，陕北公学第二期学员已陆续入校，延安的情况与办学之初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延安人口剧增，粮食与各种日用品都供应紧张，陕北公学难以容纳日渐增多的学员;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采用扣押行李路费甚至逮捕的方式，千方百计阻拦革命青年到延安来学习，从三原、云阳等地进入延安的难度日渐加大。陕北公学的发展遭遇了内忧外患的困境。

日本侵华的脚步并未停滞，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始终不断，然而中国革命还要继续，前方还是不断向延安要干部。面对这样的局面，1938年4月底，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必须坚持发展陕北公学，而且要突破地理与条件的限制实现进一步大发展。经过仔细研究，位于关中地区当时隶属于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看花宫，因接近陇海铁路和西安，便于青年学生进入陕甘宁边区。同时，关中地区土地肥沃，可以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成为陕北公学分校理想的建校地点。

看花宫位于今旬邑（曾名为栒邑）县境内。相传唐朝时，这里盛产牡丹，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曾专程来到这里赏花，还为此大兴土木修建行宫，“看花”一名由此而来。浪漫的传说赋予了这个地处秦川的小村庄历史文化内涵，而直到陕北公学在此建立分校后，看花宫真正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焕发“新生”，革命之花从此在这里盛开。

2 开拓国防教育新园地，迈向关中分区

陕北公学迁校队伍

分校建立的地点确定后，中共中央对陕北公学的办学任务重新做了部署，决定：由成仿吾留在延安主持总校工作，主要办好高级研究班，为发展抗日教育事业培养师资;由李维汉担任分校校长，率领邵式平、周纯全等一部分总校骨干和新毕业的部分学员创立分校。

李维汉对当时关中的情况颇为熟悉。1937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央陕甘省委，李维汉为书记，张邦英、习仲勋等十三人补充为陕甘省委委员，以加强对当时关中特委的领导。随后，李维汉带着党中央的嘱托奔赴关中特区。

从1937年1月到3月中旬，在关中特区工作的两个月中，李维汉对关中特委尤其是对年轻特委书记习仲勋的印象极深。他在离开关中一个月后就写了题为《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的文章，向中共中央汇报，并发表在中央出版的第三十期《党的工作》杂志上。文中对习仲勋及其主持的关中特委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誉“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

1936年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任关中特委书记。1937年5月，习仲勋作为关中特区代表，出席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代表大会召开，决定将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成立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为书记。由此，从1936年直至1942年，习仲勋前后主政关中6年。

1938年5月30日，李维汉率领前往关中分区的陕北公学工作人员分两批出发。在送行师生和群众“开拓国防教育的新园地”“扩大陕北公学”的高呼声中，他们高唱着《陕北公学校歌》踏上了新的征途。

队伍经耀县、淳耀、赤水等地向旬邑进发，每天行军百余里，一路上翻坡过沟。沿途各地都有八路军、地方政府、老百姓欢迎陕北公学的师生们，他们为师生们安排好食宿，送来鸡蛋，还组织联欢晚会。陕北公学师生也组织了宣传队到附近村庄开展抗日宣传，进行家庭访问，教孩子们唱抗日歌曲。1938年7月初，分校的工作人员全部抵达旬邑县看花宫。就此，陕北公学的主力转移到了分校。

就这样，担任陕北公学分校校长的李维汉再次来到关中地区，与热心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发展的习仲勋一道，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革命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3 陕公脉搏的有力延续

陕北公学分校的负责同志们

陕北公学分校的建设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看花宫村的村民纷纷腾出房屋给学员当宿舍，并送来桌椅板凳等用品。经过紧张的筹备，分校以看花宫为中心，校部落脚在看花宫何姓人家的一座老宅院，土墙上挂上红牌，上书“陕北公学校部”六个字；教学点及学员住处则分散在看花宫周边的坪坊、照庄、门家等村落。1938年7月7日，值“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陕北公学分校正式开学。

陕北公学分校的组织机构设置及教学管理方式与总校大体类似，学校采用自治、行政、军事的方式管理学员。自治组织以学生会统管，行政组织以区、队编排，军事组织按班、排、连、营编制。学员分为高级队和普通队，高级队学制一年，普通队学制四个月。教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内容以文化和政治为主，军事次之。

由于地理条件较延安更加便利，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纷纷奔向看花宫，分校规模迅速扩大。为了更好地管理数量众多的学员，陕北公学分校在组织上新建立了区队这一级机构。区队相当于部队的营，配有区队长、军事副区队长和协理员，协理员在党内是总支部书记。区队下设学员队。学员队相当于部队的连，每队100多人，由队长、指导员、助理员、队学生分会主任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全队工作。此外，为了给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和本校培训干部，陕北公学分校还成立了地方干部队和军政干部队，开办专门的干部训练班。就这样，分校成立短短半年内，便建立了4个区队、27个队，先后接收和培训了学员近3000人。

4 将革命的种子撒向前线

陕公（总校分校合并后）行政组织机构图（1939年1月至1939年7月）

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推进，为了适应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对革命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陕北公学总校与分校抽调部分人员到敌后创办抗大分校。1939年1月，包括李维汉在内的大批骨干调离。如此一来，陕北公学自身的班底仅剩高级班的400余名学员，总校规模已明显过小。为了节约人力、物力且便于集中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总校也迁至旬邑看花宫，与分校合并。

合并后的陕北公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申力生任党委书记。分校成立时期设置的中国问题研究室、社会科学研究室和游击战争研究室在合并后进行调整，改设为中国问题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和哲学研究室，分别由何干之、李凡夫、陈唯实主持研究教学工作。总分校合并后，学员学制统一为一年，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转为建立大学部，培养行政、民众运动和文化工作的较高级的干部，可以说，此时的陕北公学已经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雏形。

1939年春夏之交，国内局势再度变动，日军战火迫近边区，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封锁，为了减少伤亡，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的几所主要学校都转移到华北敌后，在敌后开展国防教育。6月中旬，陕北公学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合并建立华北联合大学的通知，开始准备合并事宜。7月初，陕公全体师生返回延安桥儿沟原总校校址，随后又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此，成立两年、培养革命干部6000余人的陕北公学正式改编为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

随着陕北公学办学的脚步从延安走到旬邑，革命的精神之花也从桥儿沟一路盛开到看花宫。在看花宫办学的一年时间里，数千名陕北公学学员从这里毕业离开，分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民族解放事业前赴后继。看花宫这个小村庄见证了陕北公学的逐渐发展壮大，见证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陕北公学的莘莘学子，也通过看花宫的花开花落，看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断延续。历史记住了这一刻: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从看花宫走出的一代陕公青年唱着激昂的毕业歌，满怀赤诚之心奔向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