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 7 月，成立刚两年、培养了 6000多名革命干部的陕北公学正式改编为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陕北公学似乎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革命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抗战前线和后方根据地仍源源不断地输送青年到延安来学习。其中一部分各方面素养较高的青年可以直接进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等进行深造，而大部分人则需要进行政治、军事基本素养的培训。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战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将留在延安的少数原陕北公学的干部、教员、学员，同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合并，复办陕北公学，在延安重新招生，史称“后期陕北公学”。

“新学校”里的新气象

1939年 12 月，陕北公学正式复校，校址坐落在延安城北十余里外延河东岸的杨家湾。

杨家湾位于一个山坳边上，山沟口和沟底处零散地住着几十户农民。沟中的山上挖了近百个高、宽、深各约3米的土窑洞，这就是后期陕北公学的校舍。为了改善办学条件，学校工作人员在山脚下的广场自建了几座简易平房，作为日常活动的场所。在当时，广场一带可谓是最热闹的地方，不论刮风下雪，还是烈日当空，这里总是熙熙攘攘地聚集着大片人群，或是上大课听报告，或是就餐，或是运动娱乐等。广场的西侧还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向阳背风的小山沟，学校领导和校部机关就在这条山沟里的十几个小窑洞中办公。

后期陕北公学校长和党团书记由时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汉担任。校党团下设党总支，石砚之任总支部书记；总支部下设党支部。行政组织设校务办公室，杨石人任主任(后改称秘书长)；胡松、施介先后任教务处处长；杨石人、武光先后任干部处处长；刘汉兴、孙力余先后任总务处处长。党总支和处、室的负责干部都是校务会议成员。教员队伍中，除何定华等两名专职教员外，大多数是聘请的兼职教员。

复校之后的陕北公学办学条件依然艰苦，一所拥有数百名学员的学校，没有一间教室，各班都是顶着太阳、冒着风雪，在室外的广场上课。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学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克服各项困难，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教员上课没有课本，也没有讲义，全靠学员们各自做笔记。有时候，教员讲课快，学员们来不及写全笔记，大家就利用午后的自习时间校对，由文化高和记得快的学员轮番宣读自己的笔记，大家边听边改边补充。晚上，各小组则组织学习讨论会，按照教员上课时布置的讨论题展开自由讨论。成绩优秀的学员，还会主动利用空闲时间对一些学习较困难的学员进行个别辅导。在杨家湾的小山沟里，“新生”的陕北公学处处充满着求知若渴的面孔。

   为接受爱国青年而扩张

后期陕北公学在办学伊始共有学员500 多人，编为5个队，学员队排序与过去的陕北公学总校、分校相衔接，从第 55 队起编号。学校除了开设“中国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游击战争”等课程外，还经常组织各种大型报告会，其中许多报告实际上成为校内几个班的共同课，如武光讲的“党的建设”、杨石人讲的“联共(布)党史”等等，都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

1939年 12 月，晋西事变爆发。阎锡山指挥四个军又一师一旅的兵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西新军，摧毁了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屠杀、绑架了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激怒了全国人民，激发了更多爱国青年的觉醒，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冒险来到延安，进入后期陕北公学就读，接受革命教育。

1940年8 月，由于学员大量增加，后期陕北公学又成立了十几个学员队。同时，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派出 30 多名民族干部前来参加培训，学校为此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员，学制一年，课程设置有政治、少数民族问题研究，还有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在内的艺术课程。1940 年下半年，后期陕北公学学员人数达到了巅峰，总人数达到 1200~1300 人。

1940年9 月，后期陕北公学改革学制，成立社会科学部和师范部，设本科和预科，除少数民族工作队以外，全校学员按社会科学部和师范部重新编班。社会科学部的任务是为抗日战争培养民众运动工作干部，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者即可入学，本科学制一年半，预科学制半年，由张仲实任部主任。师范部的任务是培养抗战教育的师资和教育行政干部，学员入学必须具备高中毕业文化水平，本科学制两年，预科学制一年，孙力余、刘泽如先后任部主任。除一般的政治课外，两个部都有各自的专修课程。

     民族教育工作的创举

为了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开展文化教育工作、进行抗日宣传，1940年7月，后期陕北公学成立了文艺工作队，后改建为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

1941年春夏之际，后期陕北公学在少数民族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民族部，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由精通蒙古语的王铎任部主任。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民族部学员从 30 多人发展到 185 人，接收了蒙古、回、藏、彝、苗、满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学员，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项创举。后期陕北公学为中国共产党发展民族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加强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革命干部培养的硕果

1941年，延安的干部教育呈现了由短期训练向正规化、专门化教育发展的趋势。为了促进干部教育正规化，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办一所正规大学。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改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直属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陕北公学民族部独立成为民族学院。同年9月，延安大学正式成立，吴玉章任校长。至此，完整意义上的陕北公学时期正式结束。

从1937 年 9 月至 1938 年 10 月，陕北公学共成立学员队 27 个，毕业学员总计约 4500 人。陕北公学栒邑分校成立以来，共成立学员区队 13 个，毕业学员约 1700 人。1938 年10 月起，陕北公学总校只招收高级队与研究班。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校与分校合并后至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之前，共成立高级队4个。在前期陕北公学办学的两年间，共培养了 6000 多名抗战干部，吸收党员3000 多人。1939 年冬，陕北公学复办，先后成立 18 个学员队，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培养干部 3000 多名。

由此累计，整个陕北公学时期，共为社会培养了近万名干部。近万名进步青年在陕北公学这个抗日大熔炉中习得了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基本技能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树立了坚定的政治方向，也培养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最终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在革命战争的烈火和群众运动的激流中锻炼、成长。

来源：《陕北公学1937-1939》